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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解读周作人》
作者:刘绪源    来源:《文学报》2007-09-28    点击数:884

要说走上文坛的时间,我大概不能算短了。最近有一位当代文学史家,在一本专著中列出了我早年的两篇半小说(其中一篇与人合作)的题目,时间是上世纪70年代中。我的朋友谢泳也在一篇文章里,提及了我当年写过《女采购员》的事。而我自己,的确很少谈起这些作品,这不仅因为它们在思想上艺术上大成问题,严格地说,它们还真算不上是自己的作品。那时个人被局限于特定的政治框架内,从构思到落笔,都是在一层层的帮助和把关下进行的。虽然不同的作者也会有一点独创性,甚至留下一点点真生命,但实在微乎其微。

进入新时期后,我在《小说界》《文汇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中短篇,也曾出版过一本小长篇,但都不成气候。当时小说创作日新月异,新起的作者个个呼风唤雨,令我十分佩服。我发现,自己怎么也赶不上了。与此同时,我在评论上的特点(如果真有的话)开始显露出来,那就是:因为有过很投入的创作实践,比较能体会作家的甘苦、成败和用心;因为对中外古今各类作品都有浓厚兴趣,阅读量相对较大;二者相加,便偏重于鉴赏的批评,以艺术分析为根柢,从审美中发现或提出问题。这样,我的写作重点就由创作慢慢(很不自觉,也很不情愿地)转向了批评。我与人合写过一部论著《文学中的爱情问题》,印数高达十几万,曾得到许多批评界师友的肯定。但我觉得,还是不成气候。

到底什么是“气候”呢?说实在话,我倒不在乎外界的评判,也不过于关注名气大小,但我觉得,一定要写出自己的东西,要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发现,自己的创见,而且要能真正推动某一方面的创作或研究(哪怕只是一点点)。从70年代到整个80年代,从创作到批评,我出了五六本书,发表了大约一百万字的作品,有的文章被选入一些重要的选本,当时学术地位很高的《文学评论》也登载了我的长篇论文……但所有这一切,我认为,都还是在作准备——从最初发表作品到那时,我已经准备了十几年。

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代气氛有了明显的改变,许多作家、评论家都想静下心来,写一点更为稳定,更为深沉,更为独立的东西了。我也在这时下了决心,要把酝酿了好多年的两本学术性的专著写出来。一本是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探讨,即后来出版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另一本是关于现代文学的,即《解读周作人》。可以说,这是我很长一个时期来,最感兴趣的两个题目。写这两本书,把我的创作体验、阅读经验、理论思考,以及对文学的挚爱之情,全都调动起来了。两部稿子,写了两三年,真正动笔的日子,大概各在半年左右。当然我还要上班,主要用的是业余时间。但我的心是完全浸在书稿的进程中的,有时写到晚上两点钟,因为兴奋难抑,还会到外面去走一大圈。我真正体会到,原来,批评和研究竟和创作一样,也需要灵感,需要激情,需要调动生活和思想的积累,也会有许多潜意识的推动,会“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总之,那也是一种生命涌动的过程,一切创作的乐趣,它全都有——至少写这两部书时,我感到确是如此。

先写完的是《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而先出版的是《解读周作人》。所以,如果我现在这点小名也还算“名”的话,那这本《解读周作人》,也许可算是我的“成名作”。

1994年8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之一,《解读周作人》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很快,从各地报刊上陆续看到了近三十篇书评;直到近年,还常在网上读到年轻朋友有关此书的讨论,论者大多不相识。张中行、谷林、黄裳、钟叔河、黄宗江、冯亦代、金性尧、钱理群、倪墨炎、止庵、黄开发等知堂散文的爱好者和研究者,都对我有过热情的鼓励。范培松先生在其《中国散文批评史》中,将这本专论放入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舒芜先生发表在《读书》杂志的书评《真赏尚存斯文未坠》,影响则更大。此书当时仅印三千册,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我的十几种小书中,它一直是影响最大的一本。十余年来索书者不断,其中有名牌大学中文系的专家,更有急需此书的硕士生、博士生们,我的存书越来越少,当我实在无能为力时,只好请他们到图书馆去复印。这也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书的印数和影响,有时并不是一回事。至少,在我,印了十几万册的书,其影响远不能和这本只印过三千册的书相比。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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