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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八春》的修订看解放初期的张爱玲
作者:杜英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01    点击数:2686

1950年3月25日,张爱玲的《十八春》在《亦报》开始连载,至次年2月11日结束;1951年11月,亦报社出版了经她修订的单行本,均署名为梁京。大陆现行的几种版本均为1951年的修订本。据1951年2月的访谈,张爱玲透露其时她正在修补《十八春》,并自言小说是边登边写完成的,难免有漏洞①。再由连载时第一章中的政治意识看,我们可以推定《十八春》创作于解放后。而修订工作至少可从1951年2月算起。

《十八春》连载时,张爱玲对主流话语如影随形,找到了她和当时主流话语对话的突破口。1951年张爱玲对《十八春》重新修订,她的思想又快速转变。本文所要考察的是:张爱玲如何从顺应主流话语变为对它进行反抗的?她在回应新政权的同时,又如何反省着自己的回应?新上海文化界对这位优秀的女作家又是如何反应的?两者之间是否曾达成互动,这种互动的突破口是什么,持续了多久,又依靠哪些因素得以维持?

笔者首先拟将原文(《亦报》连载的《十八春》,下同)和修订本相对照,考察张爱玲如何引入和拆解符合时代政治风尚的关键词,以探索她与主流话语关系之变动。

《十八春》连载时,张爱玲用了三十余段的文字描写方家的生日舞会。整个舞会简直是上层富足者没落、腐朽的“浮世绘”。太太们妖娆、做作。小姐们虚荣、娇惯。男人们逢场作戏,佯装绅士。叙述者是将方家的舞会作为一个“有钱人”的舞会来叙述,全然没有地域色彩,“大概到处的有钱人都是一样的”,这样的叙述角度暗示了全知叙述者带有模糊的阶级论色彩。而世钧和叔惠也未能豁免此种思维模式。他们因此而对舞会的评判趋于一致。世钧对方家舞会很是厌恶,以为不过是借了名义,多花点钱,非常无聊。世钧对富家少爷心存成见,对奢靡之风不屑一顾。舞会在他看来是“绅士派的假狂欢”,有点可笑。这些直露的阶级叙述模式让行文有点生硬。世钧、叔惠和叙述者的价值观不能和作者本人的价值观相混淆。但这种阶级观念在张爱玲解放前的作品中很少出现。

从舞会的叙述看,阶级论已经进入了张爱玲的视野。她对主流政治观念的接受如何?小说连载时,有许多义愤填膺的读者致信梁京,非要把曼璐和祝鸿才枪毙不可。1950年9月,张爱玲在接受《亦报》采访时如此评价曼璐:“与其说曼璐居心可诛,毋宁说她也是—个旧社会的牺牲者。她自己不懂得劳动,她在风尘流转中拣上了祝鸿才而企图托以终身。一旦色衰爱弛,求生的本能逼使她不择手段地牺牲了曼桢”,“但曼璐的陷害曼桢,最主要的理由还是应该从社会的或经济的根源去探索的。这并不是说曼璐的行径是可以宽恕的,但旧社会既然蕴藏着产生曼璐这样人物的条件,因此最应该诅咒的还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②访问者自言如实传达了梁京之语。《亦报》二、三版所刊多是休闲小品,很少政治气息,编者无需为靠拢主流话语而删改文章。访谈中张爱玲的言论应属实录,其论调与主流政治话语并无二致。由此推测,张爱玲此时在思维方式、价值评判、社会观念上已贴近主流话语。访问者同时透露了曼桢的结局并不悲惨。可见,张爱玲早已为纯良的曼桢在新社会安置了好结局。小说光明的尾巴并非单纯来源于读者的压力,更多的是张爱玲思想变化的产物。我们不能夸大其时主流话语的压力。1951年11月,艺术更加政治化,而张爱玲却在修订本中大面积地删除关于政党认同和阶级观念的描写。她发言的方式——小说,发言的媒体——《亦报》,发言的时期——1950至1951年初,都没有给她政治上的高压。她的选择大体上可以说是自觉的、主动的。至于1951年以后,她掉转风头,反倒是因为那时政治空气渐渐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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