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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熄灭的人性之光——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研究
作者:樊星    来源:《文艺报》2008-5-15    点击数:1304

耐人寻味的是,当报告文学作家们在以启蒙主义的激情呼唤改革之时,小说界的悲凉之雾仍然十分浓厚。继“新潮文学”衰落以后异军突起的“新写实小说”仍然在展示着人心的猥琐和阴暗、欲望的粗鄙与强大、命运的无情与多变。在“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苏童、余华那段时间的主要作品中,审丑、溢恶的粗鄙化现象和叙事的冷漠风格相当突出,成为现实生存质量低劣、人道主义缺失的文学象征。

启蒙,对于“文革”以后的中国,就意味着以人道主义的思想感情祛除封建主义的痼疾。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人们在思想解放的天地间与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潮不期而遇时,当人们对于改革的美好憧憬被一系列积重难返的历史问题(从“官本位”传统的痼疾到“关系网”的不正之风、“瞒”和“骗”的无处不在)和现实矛盾(从人口爆炸、生存竞争激烈到环境污染、犯罪率居高不下)渐渐打破时,人们就不得不面对这样无情的事实:人道主义的思想力量,对于解决中国的重重难题,原来相当有限。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人道主义的命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一方面,我们看到,古老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因为“新潮文学”和“新写实小说”的冲击而销声匿迹。就在“新潮文学”和“新写实小说”的极盛时期,文坛上也会一再升起同情弱者、发现美好、伸张正义的感人旋律——有以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样充满博爱情怀的美文和刘醒龙的《凤凰琴》、李佩甫的《学习微笑》那样体现了作家“底层关怀”的小说,以及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那样感人至深的报告文学作证。尤其是在90年代初,随着以《白鹿原》为代表的弘扬传统民魂的作品产生“轰动效应”,随着以积极反映现实问题为主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以谈歌、何申、关仁山的作品为代表)的产生影响,随着上海评论家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迅速扩展到全国思想文化界,我们都会发现:中国文学家根深蒂固的民本情怀、忧患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并没有被现代主义的寒雾所窒息。人道主义的精神,在与现代主义的虚无情绪的碰撞中,放出了温馨而璀璨的光芒。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随着西方文化的幽默感的影响渐成气候,随着“后现代”狂欢文化(其中既有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如摇滚乐,也有港台娱乐文化的影响,从流行歌曲到“戏说”历史的电视剧)的高涨,文学界的世俗化浪潮中,也产生了非常奇特的一股潮头,以1988年、1992年两度高涨的“王朔热”和后来兴起的“王小波热”为代表。其中,“王朔热”体现了“新市民”(也有人称之为“痞子”)没心没肺、得乐且乐、躲避崇高、游戏人生的特点,显示了在当代都市生活中通过“找乐”去满足欲望的价值观。这种世俗化的价值观一时间为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所津津乐道,反映出时代的巨变。王小波的名作《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也再现了“文革”中“落后”青年有意追求个人幸福、恣意嘲弄“革命”压抑人性的喜剧人生,揭示了不曾被“革命”窒息的欲望在那个不正常年代对于强权的挑战,与“王朔热”有异曲同工之妙。应该说,王朔笔下的那些“新市民”和王小波笔下的知青、青工在不虚伪、不委屈自己,并进而向扭曲人的正常情感的说教挑战方面,是显示了相当独特的个性的。这个性当然不是一些思想家设计的那么高大、放射出理想光芒的人性(如鲁迅当年所憧憬的“刚健不挠,抱诚守真”的境界),但却是普通人中十分常见的、具有道家文化背景的个性。肯定自我的欲望,知道自己的利益,因而不相信那些压抑人性的高谈阔论,应该也是人道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至少在王朔的一部分作品中,主人公的没心没肺、游戏人生常常伤害了别人的真情,又事实上显示了这种个性的隐忧。这样缺乏责任感的人道主义显然与具有“博爱”内涵的人道主义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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