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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儿童文学研究相遇
作者:方卫平    来源:《文艺报》2006年12月23日    点击数:825

1982年初,大学本科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浙东一所小镇中学担任语文教师。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与大学时代萌发起来的学术理想之间,不免有了一点小小的抵牾。我一边尽职地工作,一边自学英语,一边继续着文学理论方面的学术性写作练习。这年春天,大学时同班的周耀明同学来到我工作的中学,我们促膝长谈,直到天明。耀明在大学时代的研究兴趣和学术方向设定在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两个学科。那个晚上,我在与耀明讨论报考研究生的学科选择时,他问我对儿童文学研究有无兴趣。我说好啊,可以试试。

就是那个春天的一夜长谈,确定了我此生的学术归宿。

1984年,我报考了浙江师范学院(1985年2月改名为浙江师范大学)蒋风先生的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我的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之梦,终于在这所被一南一北两个村子夹在中间的大学里获得了一片最为理想的校园文化沃土。那两个村子,南边的那个叫骆家塘,北边的那个唤作高村。

重新回到大学校园,重新坐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我发现了许多新的学说和创立这些学说的人们的名字。发生认识论、精神分析理论、接受美学等等20世纪的西方学术文化学说正在被广泛地介绍和传播,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等,也在被人们尝试着用来解决文艺学、美学等学科的理论问题,熵、高情感、测不准原理等概念和原理频频出现于人们的学术思考和表述话语之中。这个时期,我完成了《从发生认识论看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一文。

这似乎是新时期儿童文学界较早运用皮亚杰学说来讨论儿童文学学术问题的论文,也是儿童文学界较早引入当代西方学术话语资源进行本土性理论思考的一次尝试,幼稚是难以避免的。不过,这篇论文在次年发表之后,也引起了一些同行甚至是文艺理论界的某些注意。而我自己也从这样的尝试中,感受到了借助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思考儿童文学理论话题的某种可行性和有效性。

从事基本理论的探究,除了我本人的理论爱好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有感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在基本学术资源上的匮乏和学术空间上的狭窄。当然,我也意识到,一个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既需要尊重自己的历史传统,更要有一代人乃至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才可能逐渐见出成效。

毋庸讳言,我与我的学术同侪们是在一个除旧布新的学术年代里闯入儿童文学思想领地的。这使我们这一代儿童文学思考者拥有了一些共同的学术心性和文化心理。例如,我们对中国儿童文学已有的历史深怀热爱之情,但同时又对传统守陈的创作规则、美学观念和僵化庸俗的学术意识形态深感不满;我们的知识来源和思想起点必须借助于传统与现实的供给,但我们对其又普遍而经常地抱持着游离、叛逆和质询的心态。这种复杂的心态和复合性的学术性格,使我们对历史、现实、未来都怀有某种纷乱而又不安的情感。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这就是对现实的批评,对未来的憧憬,都应该以对历史的了解和尊重为基础。因此,对儿童文学史的关注和研究,就成了我从事儿童文学理论活动的第二个重心。

我把自己很大的一部分热情投入到了中外儿童文学史,尤其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工作之中。后来,应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我又完成了《法国儿童文学导论》一书。我知道自己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完成这部书稿的写作,我的研究能力和准备都是很不充分的,但在实际的写作过程当中,我力求把自己并不充分的能力加以最大化的写作转化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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