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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新青年》:陈独秀曾提推倒“陈腐的古典文学”
作者:孙郁    来源:北京青年报    点击数:363

在中国这样一个载道传统很盛的国度,文章装模作样者多多,独与性灵与生命的本真无关。鲁迅《阿Q正传》开篇就是聊天,似乎漫无所致,但机智幽默,其智性岂是常人可以得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用的也是谈话体,本真,自然,深入浅出,阅之颇有意思。周作人则是另一个样子,其笔调散漫、平实,如淡淡的茶,背后有久久的余味。这时候你会感到文如其人,连作者的声音、表情似乎都可看到。

刘绪源先生说:

“谈话风”不仅是最为透明的,同时也是最为综合的,它不让你只专注于某一项,而要让小说的、诗的,理论的种种要素全部融入“自己的性情里”,也就是一种全人格的表达,亦即前人谈到“文人传统”时所说“以完整的个人,对应较为完整的文化”,达到了这一步者,才能写出上好的“谈话风”。同理,也只有达到这一步,创作生命才有可能绵延不绝。

这个看法,周作人在文章里也表达过,可说是“言志”观念的体现。周作人曾有感于文风的沉没与堕落,自感载道文学的悖谬。在他看来,那些夸张的言理的文字,多有问题。韩愈式的布道,装出的样子是滑稽可笑的。儒家好的文章不多,倒是那些不得志者的游戏文字说出世间的道理来。周作人谈散文传统,对明末颇有兴趣,而晚清可心者却数目寥寥。

刘绪源注意到,周氏兄弟在文章中不太谈梁启超的文章,其间大有深意。晚清的文章最漂亮者,属梁启超无疑。周氏兄弟自然也受到一些辐射。但是他们对梁氏“新民体”的拒绝,大概与基本审美理念有别而言。或者说,新的白话文学的魅力在于,它在根本的层面,脱离了梁启超的“道之文”的窠臼。这个看法,是启人心智的。新旧之变的真意或许是在这里。

晚清是众声喧哗的时代。自从“新民体”出现,中国文坛文风大变,但那些轰动一时的文章不过还是韩愈体的再版。一些学者注意到后来的白话文在根底上与其不同所在,说的是确切之论。发表宏论,气势如虹,其佳处是有伟岸的力度在,但易流入浮华是自然的了。刘绪源《今文渊源》说“新民体”是五四新文学的对立面,也并非没有道理。这是白话文流变的隐秘,过去很少有人提及,它的内在性因素,真的可以深究。

“新民体”后来被五四风代替,仿佛没有多少过渡,一晃就过去了。我猜想这原因一是其衔接的是韩愈式的逻辑,还是道统里的血液,泛着历史的旧魂,与今人的生命感觉相去甚远。二是五四有六朝以来的溪流在的,加之英法日诸国的文章的辐射,遂有知识而含性灵,本我的意识缓缓地流溢。这是更个人化的美文,士大夫之流毕竟与之颇有距离。周氏兄弟的笔下,野史的力量和西学的力量都有,天然地混杂于生命之中。至于胡适的文章,乃明儒与近代实验主义信仰者的汇聚,系平和的文化的遗风,正与今人的好恶接近。大凡远离道统的文章,都可见出深切的隐喻。白话文的胜利,其实就是自由意志的胜利。古老的幽魂是不及现代性的潮流那么激越人的内心,新式的表达很快被世人接受,是自然的。

今天看五四前后的白话文,像刚脱了长袍的人的漫步,随和自然多了,行走间已没了框子,松弛有度、急缓相间,歌之舞之而无禁区。那些文人自由地谈吐,任意东西,语体散着古老的幽思和山林的气息。日常性与神秘性都有,文章的格局大不同于过去了。老式的白话文都是市井里的风景,而新文化运动带来西洋的流彩,也唤回了远古的美的灵思。文人介入到大众的表达里,又糅合着现代性的情怀,便有了新文学的诞生。这在中国,实在是一种表达的胜利。那个时代的人与文,今天回味起来,颇多趣处,其自由无伪的神态,我们审之、思之,不能不深感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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