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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与文学教育
作者:樊星    来源:《文学教育》2008年第4期    点击数:1509

不妨将这份答卷看作当代评论界在确认当代文学经典方面的一个标本。经典不一定非得经过漫长时光的检验。有的文学名著一产生就博得了一致的好评,很快进入了经典的行列。《老人与海》、《百年孤独》、《阿Q正传》、《雷雨》都是证明。

不是说90年代是世俗化的年代么?可上述答卷中与世俗化思潮挨得上边的似乎只有《长恨歌》、《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而且,这些记录世俗人生的作品与“新写实”作家描绘“烦恼人生”、“原生态”的作品在文学风格上显然也相去甚远。比起“新写实”小说来,《长恨歌》、《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无疑更富于沧桑感和哲理韵味。另一方面,《白鹿原》、《马桥词典》、《九月寓言》、《文化苦旅》的深厚文化底蕴、丰富文学意蕴以及《心灵史》、《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的崇高境界、壮丽风格,也都达到了相当博大的文学与人生境界。《白鹿原》中儒家文化的根深蒂固,《心灵史》中回民宗教精神的感天动地,《文化苦旅》中对传统地域文化的叩问,《九月寓言》中对于农民生命热情的礼赞,《长恨歌》中对于上海市民生活信念的讴歌,《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中对于底层百姓坚韧生命意志的重新发现,《马桥词典》对于民间文化混沌状态的展示,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当代作家对于国民性的重新认识。其中有批判的主题,但更强烈的意向,是理解与讴歌。“五四”时期作家的启蒙话语已经明显被理解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新思维所取代。

由此可见,经典还应该具有超越性:在世俗化的年代里超越世俗化的喧嚣,在“身体写作”、“欲望写作”、“时尚写作”的年代里继续反思历史、关怀文化、讴歌民魂。

新的世纪,应该也会产生新的优秀作品、人文经典。到现在,新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已经过去大半了。这些年里,关怀“社会底层”的作品引起了文坛的普遍关注。但什么东西一旦形成了热潮,就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在这个新世纪开始的十年里,在这个全社会都开始关心“底层”问题的年代里,哪些作品真正写出了新的气象?还有哪些作品只是在重复着以前的作家已经写过的主题和手法?这些问题,已经有许多评论家在讨论了,但还有可以深入探讨的必要。另外,除了关怀“社会底层”的思潮,这些年“英雄主义”的回归也值得注意——从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士兵突击》的持续热播就很能说明问题。这里,我想特别提到湖北作家在这个方面的突出成果。这些年来,湖北作家写出了一批具有英雄主义激情的好作品,从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对革命现代史题材的开掘到熊召政的《张居正》对历史上那位湖北籍改革家的成功塑造,还有我最近刚刚读完的邓一光的长篇小说《我是我的神》,觉得在探索英雄主义的复杂内涵方面,比起他发表于1990年代的《父亲是个兵》、《战将》、《我是太阳》,也有比较明显的深化。由此可见,这股英雄主义的思潮已经形成了气候。在我看来,关怀“社会底层”的思潮和“英雄主义”回归的思潮,题材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对世俗化的超越。此外,还有“青春写作”,现在也已经蔚为大观了。“70后”、“80后”作家纷纷在这块园地里开发着自己的文学资源。有的相当畅销,读来感觉却实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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