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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阅读的三个建议
作者:樊星    来源:《文学教育》2006年第15期    点击数:1601

樊星,著名文学评论家,本刊顾问。1957年生于武汉,祖籍河北邢台。当过知青、中学教师。曾就读于荆州师专、华中师大。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世纪末文化思潮史》、《别了,20世纪》等书,并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文艺评论》等刊发表论文百余篇。曾获湖北省文联“文艺明星奖”、“屈原文艺创作奖”、“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师德先进个人”称号及“中国文联2000年度优秀文艺论文奖”。

文学教育离不开阅读,阅读离不开读物。我们的文学教育家在给读者推荐阅读书目时,往往忽视了三个方面的读物,一是传记,二是创作谈,三是当代经典。我认为这三种读物是不能忽视的。

一、读点传记

成才,是无数青年学子的梦想。因此,如何成才,就成为他们最关心的话题之一。而我注意到,在我们的文学教育家向中学生推荐的文学名著中,常常缺少传记文学。这是否是一个在有意无意中形成的盲点——我们的文学经典教育常常缺乏对文学传记名著的应有关注?虽然我们的语文教材中有时也可以看到《史记·项羽本纪》那样写人的名篇,但的确缺乏像卢梭的《忏悔录》、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和《富兰克林自传》那样讲述巨人成长经历、成才经验的文学经典。

对于渴望有所作为的青年学子来说,读一些文化巨人的传记,十分必要。尤其是读那些名家撰写的传记作品,常能使人在感悟不平凡的人生智慧的同时,也不断感受绚丽的文学异彩,直至体验超凡的生命激情。

当年,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傅雷先生翻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就因为“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傅译传记五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16页。)

伟大的传记文学,就是伟大灵魂的不朽显示。而伟大的灵魂,当然就有永远鼓舞人、激励人的力量。

世界文学史上,不乏擅长写文学传记名著的大家。例如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的《雪莱传》、《拜伦传》、《伏尔泰传》、《肖邦传》、《雨果传》、《巴尔扎克传》等传记作品,都相当有名;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传》、《同恶魔搏斗: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三大诗人: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也为人熟知;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的《梵高传:渴望生活》、《杰克·伦敦传:马背上的水手》、《弗洛伊德传:心灵的激情》、《达尔文传:起源》等等,也有口皆碑。其中《梵高传:渴望生活》在1980年代的中国读书界曾经相当流行。许多青年都是从这部厚书中了解到梵高的传奇生活,感受到艺术激发生命活力的神奇力量,并立志献身艺术事业的。上述西方传记文学的名篇,都凝聚了西方的人文精神:在与邪恶力量的较量中砥砺自我,追求成功,赢得辉煌。

在当代中国,传记文学的出版也一直繁荣。1980年代以来,从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圣坛的周恩来》那样还原领袖人物人情味的作品到李辉的《萧乾传》、《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在漩涡:黄苗子与郁风》等反思当代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传记,还有钱理群的《周作人传》、陈思和的《人格的发展——巴金传》、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那样回眸历史人物的力作,都溶入了当代中国作家的政治情结与文化反思,寄托了他们的文化理想与人格沉思。这两大特点,已经使“当代中国传记文学的独特品格”的话题呼之欲出了。可惜,我们的评论界对传记文学的漠视与传记文学的繁荣却形成了难以理喻的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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