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灯的使者》序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壁当年在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策划他那十卷本的宏大工程时，曾找过阿英和施蜇存共同商议，还有多次跑到内山书店去寻求鲁迅的帮助，因为做这部书在当时困难重重，十位主编起码有一半以上被列入国民党政府的黑名单，包括鲁迅。如果通不过审查，《大系》随时就有可能半路夭折；更不利的是，当时五四文学已日过中天，大多数都市读者的兴趣早已倒向好莱坞电影、畅销书、和流行乐市场。阿英感慨地说，短短十几年，五四时期的作品就在街面上看不见了，只能上旧书摊去找，由于这个缘故，阿英才全力支持赵家璧的计划，并慷慨地向赵家璧敞开他家中的所有藏书资料。《中国新文学大系》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是拯救了五四文学，迄今为止，正统的现代文学史依旧离不开《大系》最初设立的规则和选目，以及它讲述的关于现代文学的故事。要说是《大系》能够在三十年代的高压政治和消费文化的夹缝中出版印行，它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我想五四文学之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正统也是一个奇迹。今日先锋文学的命运在某些方面很像三十年代时期的五四文学，但也有明显的不同，后来的先锋文学在夹缝中存活，还必须流亡，而且过早地失去了自己的阿英（赵一凡），留给我们的只是像《今天》这样发行有限的刊物，还有一些回忆性的文字。不过，既然先锋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它和正统的对立，所以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重复五四的奇迹，继而成为新的正统。我想，先锋文学存在的本身已经是现代汉语文学生命力的强大证明，这一点在《持灯的使者》的文字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然而，《持灯》里所描述的世界毕竟正在一步一步地离我们远去。在它行将消逝之际，有关这个世界的故事和传说如同回光返照，忽然变得清晰起来，故事里的人物也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白洋淀、黄皮书、星星画展、手抄本文学、十三号公共汽车沿线、以及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都是这个渐渐远去的世界的时空坐标，坐标上面镌刻着老《今天》当事人的故事。令人感慨的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不在世，而《持灯》里那些最动人的文字，往往是为了悼念逝去的亡灵所做，徐晓纪念周郿英的《永远的五月》即是这样一篇力作。逝去的亡灵还有另一层含义，它与写作本身有些关联，如田晓青在《十三路沿线》中所说：“当我拿起笔，才发现试图重现往事是一件多么徒劳的事。当普鲁斯特试图穿过某一细节重返故地时，他重返的可能是另一个地方。同往事会面，如同与死者会面。”这些文字，这些思考都多少反映了《持灯》作者们共同面临的写作困境。文中提到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普鲁斯特擅长写细节这一点，是人人熟知的。但“普鲁斯特细节”究竟是什么呢？玛德蓝小点心，玛丹威尔教堂顶上的尖塔，银勺轻碰瓷盘的叮叮声，还是花园门口那两块硌脚的硬石子？这些意象据说都是作者对“非意愿记忆”（mémoire involuntaire）的忠实描写。假如我们对“非意愿记忆”的说法略加修正，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普鲁斯特笔下的细节看作是作者对时间做出的图解，那么玛德蓝小点心和“非意愿记忆”就是他发明的有关时间的个人化的意象。无论是普鲁斯特还是《持灯的使者》，但凡此类写作都跟时间和它的废墟有关，敏感的作家总是对逝去的光阴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焦虑。田晓青有感于时间的错位，说普鲁斯特试图穿过某一细节重返故地时，重返的可能是另一个地方，他很有洞见。穿过某一细节不能重返故地，却意外地抵达了另一彼岸，这个过程也许就暗示了某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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