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灯的使者》序

谁是《持灯的使者》的主角？在阅读中，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虽然《持灯》里每篇文章的立意是要谈诗人和他们的诗，但文中经常被凸显出来的、甚至有点喧宾夺主的是白洋淀、杏花村、北京东四胡同里的“七十六号”大杂院、十三路公共汽车沿线、前拐棒胡同十一号等等。这些地点是早期《今天》诗人和地下文学的志愿者们曾经出没或生活过的地方，它们往往在《持灯》的回忆文章中一跃而成为主角，白洋淀尤其如此。多多在回顾他与芒克和岳重的友情时，写道：“芒克是个自然诗人，我们十六岁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白洋淀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历来有强悍人性之称，我在那里度过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摇篮。当时白洋淀还有不少写诗的人，如宋海泉、方含。以后北岛、江河、甘铁生等许多诗人也都前往那里游历。”多多用的“游历”这个词是很有分量的，它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地下诗人的交往形式和地下诗歌的传播渠道，就连友谊的建立也通常依赖于这样一种交换方式，比如，多多告诉我们，他和芒克相约每年年底要像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

关于“游历”，宋海泉、戈小丽等人的回忆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左证。食指（郭路生）从北京到山西汾阳县杏花村插队期间，他的诗歌很快传遍全国，不但在陕西内蒙广为传抄，还传到遥远的黑龙江建设兵团和云南兵团（独立于大众传媒的如此广泛迅速的长途传播现象，值得认真对待）。戈小丽说杏花村一时成了诗圣朝拜地。知青们逢到下雨天歇工日，就纷纷来到杏花村拜见食指，跟他谈诗。“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身穿破袄、腰间系草绳（当年知青的典型装束）的男青年，迎着细雨，踏着泥泞，走上通向我们住处的小山坡，破得开了花的棉袄遮不住他们洋溢的青春及脸上透出的知识气息，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风度翩翩。”北岛、芒克、和黄锐他们创办《今天》文学杂志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这个圈子很快又有徐晓、万之、周郿英等人加入），但在这之前的十几年中，手抄本诗歌的游历、诗人们的游历、还有读诗人（经常也是写诗人）的游历，是中国地下文学得以创造、生存和传播的唯一空间，那里面孕育了一代先锋诗人和他们的读者。北京以外诗人的社交方式以及诗歌的游历渠道与《今天》诗派也大体相同，诗人们好象总是坐着火车跑来跑去，这使我想到柏桦的一篇文章，他描述诗人张枣如何连夜乘车从成都跑到重庆会朋友，只因他那天刚完成一首新作。九十年代以来，北岛、多多、杨炼、万之、还有已故的顾城等人在国外流亡的命运，好象也是沿续了多年前诗人们在北京和白洋淀之间，以及其它地方所开始的游走，这些诗人和作家的流亡肯定不是到了西方以后才开始的，反过来，也不能说留在国内的诗人就没有开始他们的流亡。北岛好象在哪首诗里写过，词是语言的流亡，是不是就包含了我说的意思？

我很重视这一类“游历”的经验对于文学史写作的特殊意义。一般来说，研究文学史的人比较看重作家、作品、和文学潮流，偶尔也触及作家与作家，作品与作品之间的交换活动，但这些活动往往是被放在形形色色的作家论的框架底下讨论的，因此只是把它限于个别作家的个人经验。这种文学史写作暴露出很大的盲点，它不重视“游历”这一因素，不能把它作为文学发展的必要社会条件来看待，更不能把它上升到普遍的理论层面进行讨论。《今天》诗派以及其它诗歌潮流的经验证明，诗人或诗歌在“游历”的形式下交换及流通，不但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而且是理解中国七十年代前后“地下文学”的关键环节。这种“游历”不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构成必不可少的传播手段，它根本上是创作的源泉、出发点。“游历”作为一个动态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发现一些通常被正统文学史的框架所遮蔽的现象，比如个人、社会、和作品之间究竟是怎样互动的。地下文学这方面表得尤其突出，但地面文学未必不是这样，只是“游历”的形式要细加分辨，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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