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考虑的“下半身”

现在考虑的“下半身”——并非对某些批评的回应

1、作为一种行动的诗学

存在主义者萨特说：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是容许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尼采说：上帝死了！而我们的上帝何曾死去？我们诗歌的上帝，身体的上帝，政治学的上帝以及庸俗伦理学的上帝，又何曾死去过？我们的一生，处在诸神的压迫中，我们已不习惯于上帝不在场的生活。尼采的上帝死去了，而我们的一切照旧！

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告诉我们：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难道我们还用让存在主义者告诉我们这一切吗？我们自己的身体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我冷，我饿，我疼，我想做爱，我感受到一种激昂的召唤……，“人们听到肉体的声音，我会说欲望的声音，总之是内心的狂热，听到肉体能叫得这么响，或者能使周围的一切鸦雀无声，过着完整的生活，夜里，白天，都是这样，进行任何活动，如果人们没有体验过这种形式的激情，即肉体的激情，他们就什么也没有体验到。”（杜拉斯）

一旦我们意识到我们肉体的上帝还在自觉不自觉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时，这种意识便会自然地产生一种寻求肉体解放的冲动。我们需要的就是重新找回自己，找到爱与恨，黑与白，缓慢与温柔，迅疾与残戾。但一切首先必须经过肉体，我们必须首先找到自己的身体，以及这肉体深处岩浆般涌动的黑暗的欲望。

仍有人在用庄严的口吻提出所谓的写作的伦理与尊严、中国的诗歌政治学，在强调“诗歌的高贵与华美”。什么才是写作的伦理与尊严？可笑的“奥斯威辛”吗？下流的性吗？拒绝悲悯与同情吗？波德莱尔在《私人日记》中说：“什么是艺术？就是卖淫。”杜拉斯说：布洛涅林园的妓女们虽然赤身裸体，却更加懂得廉耻；而写作却更下流……，如果你没有选择，你就会自然而然地这么做。人的愚蠢就在于有问必答，因为很多貌似威严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个黑洞。人通过道德选择造就他自己，是他自己把自己变成英雄或懦夫，他的写作是他的自由选择，“面对我的自由是他的自由”，我们永远都没有权利拿着鞭子告诉别人什么才是写作的伦理与尊严。

那么诗歌政治学呢？这有什么说的价值？就如写作者对文学史的处置一样，中国的诗歌政治学可说可不说。场即意味着权力，无论是江湖还是官方，你可以自己做出选择，进入或者放弃，这有什么可抱怨的？还有“诗歌的高贵品质与华美的容颜”，（“70年代诗人的最弱项，概而言之，在于诗歌的象征、隐喻、暗示功能的萎缩，使诗歌丧失了高贵的品质和华美的容颜。”（马策《诗歌之死》）是哪个上帝规定的诗歌必须具有高贵的品质和华美的容颜？诗歌和人一样，是等高的，活的，有血有肉有呼吸的。承认人之不同，为何诗歌就必须是花朵中最靠近太阳的一枝？也许是我们周围长期的缺乏沉实与人性的空气，使人们的思维如此高蹈、黑暗。

一个人不多不少就是他一系列的行径，“他是构成这些行径的总和、组织和一套关系”。（萨特）诗人也并不完全由他的作品而造就，而是靠他的整个行为，包括他的肉体，脾性。如果没有行为的参与，诗人们的形象会枯燥无味，作品成为诗人的“附丽”。从这个意义上说，“下半身写作”是人性的、一种行动的诗学。“下半身写作”的核心理念在我看来就是诚实地遵从肉体法则，它以“选择”的可能性对抗社会的“给定性”，以激情、疯狂和热情来捍卫人的原始的力量。那么，“写作”在日常中又是以何种形态而存在的呢？它还是不是作为一种“工作”而存在？在杜拉斯眼里，写作是一种“非工作”，选择“写作”就是选择了一条达到“非工作状态”的道路；在“下半身”这里，写作不是作为“工作”而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生活的原本面貌”出现的，诗人的“职业”即意味着“最为自由、最容易遗忘、最最偷懒和疯狂”，对于“下半身”来说，写作是一种肉体的召唤，一种感觉，一种强烈的愿望，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路可走（不是“或教书，或写作，间或做些小生意”之类），当他们选择了写作时，他们的生活实际上就被未完成的作品吞噬了。

我现在考虑的“下半身” 共有10页,您还有9页没有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