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渔和他的儿子
我的内心一团黑暗,这个暗角我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开它,掩藏它,而它却在我的内心逐渐膨胀,直至异化为灵魂的癌症。——一直以来,这就是我写作的现实。
我曾经到山中的膳房去洗胃,我曾经在薄暮时分来读经,我曾经立志做个好人,我曾经在贫穷时帮助富人。2003年我还是个彷徨分子,2004年我成为失败主义的大师。我曾不停地责备自己,把自己藏起来,左手打左脸,右手打右脸。但今天,我打算宽恕自己。
我不再觉得羞耻,或者说我在羞耻时不再觉得羞耻。我扣指甲、挖鼻孔、鄙视穷人、对神撒谎、向广场吐痰、窃喜、小肚鸡肠、赞美战争但不上战场、意淫、多疑、对天鹅之歌充耳不闻、不再视艺术为清音泠泠的黄金……但这还不是我内心黑暗的全部,假如我将那团黑暗全部认清楚,我知道,它们会瞬间化为光明!
我看到很多人依然对黑暗觉得羞耻,或者说在不再觉得羞耻时觉得羞耻。他们试图掩藏而不是驱除或面对这团黑暗,他们将承担、正义、道德、良知、自由、丰盈、人性、宽阔、热爱、唤醒、理想……这些美丽的大词覆盖在黑暗之上,于是世界又重新显得熠熠生辉,生活变得媚俗而漂亮!
这种极其平庸却常令人感动的陈词滥调我们听到得太多了。首先是试图为新诗制定一个标准,像修宪大会,其次是毫无风险地提出道德性审判、完整性诉求、民族性……从右边一脚跨到左边,从乌托邦理想一脚跨到革命现实主义加革命浪漫主义,从修正的先锋派一脚跨到革命的左派,从好战的唯美主义者这一脚跨到与世隔绝的道德家,从一团黑暗一脚跨到大师的澄明。
这么搞有点太简单了。对诗歌而言,这些大词是不证自明的吗?它们将使诗歌更加抽象还是更加接近事实?更加明晰还是更加黑暗?当一个人不再面对自身,而是在一个沿袭已久的观念和范畴体系内以一种新的伪装试图做新的惊人之语,他带来的是解放、突破和颠覆,还是一种新的障碍和威胁——所有障碍中最可怕的一种?这种新的文字花样披着媚俗的美学幌子,以一种取悦于人的冲动,拼命把大量互不相容、彼此矛盾的观念塞进某种形式上的、概略的正统学说中去,试图掩盖那些烦人的难题,试图为革命清理混乱,结果难道不是在不自觉中完成了从反抗者到压制者的转变之路?再问一句,什么样的诗人才算是真正的诗人?是将道德和正义担任在肩,拿着话筒向世界发言,还是在柔顺、迂腐、不关心外界的平静的书房里谦卑地思考看来无害的信念?伟大如托尔斯泰,也在自己的艺术天才和社会良心之间左右动摇,阿赫玛托娃说托尔斯泰让安娜·卡列尼那死去,只是为了满足他那些莫斯科姨妈们的道德准则。内心的一点点动摇即可影响一个人笔迹的走向。内心的黑暗是个基本的事实,如同薇依所说,“一切真理都包含着矛盾”,“精神遇到的矛盾是唯一的现实,是实在的标准”。艺术是用来受难的一种形式,孤独是另一种形式,自杀是第三种。苏珊·桑塔格
因此,我烦透了那些平庸的说教,烦透了那些浪漫主义的自我膨胀。诗歌除了用来自我拯救,用来稀释内心的黑暗一团,它不再有任何不朽的价值。诗人有自己独特的触角,他只需闻一闻风中味道,就知道广场上是否发生革命;诗人有自身待解的疑团,他既不是领悟真理并在超自然力量的影响下到处真理的预言家(《爱奥尼篇》),也不是有害的天才撒谎者(《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