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

１９９９年五四运动８０周年前夕，某调查公司对北京、上海、广州的部分居民进行了一次以五四为主题的入户访问，其中有４成左右的人表示五四已经“比较遥远”，对它“没有什么感觉”。调查中没有人知道傅斯年、段锡朋、罗家伦等学生领袖，却有人把林道静、刘和珍当作五四运动的先驱。难怪《中国青年报》在刊登这一消息时说：“看完这个调查结果，心情并不轻松”，有些调查结果甚至“颇为滑稽……”（见该报１９９９年５月５日第７版）

以社会调查的方式来纪念五四，是一个很好的主意。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社会调查的鼻祖陶孟和。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陶先生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其学问不在李大钊之下。１９１９年３月，远在欧洲的张奚若收到胡适寄来的几份杂志，曾向胡表达过这样的看法：“《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履恭似乎还属学有根底，其余强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所作《Bolshevism的胜利》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虽前者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ki的实在政策，后者结论四条思律，不无mechanical［机械的］，而通体观之，尚不大谬，可称新潮。”（《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３１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１９８３年版）这里所说的陶履恭就是陶孟和，然而浏览近年来的书报杂志，除了与陶孟和共过事的个别人写过几篇回忆文章外，几乎没有人提到他的名字。

假如仅仅是忘记了陶孟和等人，倒也不算什么，可怕的是丢掉了五四传统和五四精神。最近中央电视台的“幸运５２”非常火爆，据说是因为把知识性与娱乐性熔于一炉，再加万元大奖的缘故。今年６月３０日恰逢这个节目播出，当主持人问到五四运动中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是指什么时，场上选手在关键的时候竟然答不上来，与大奖失之交臂。这也许是个偶然现象，但是与上述调查联系起来却耐人寻味。换句话说，在中共建党８０周年前夕，假如国人连这些问题都不了解，也不关心，那还侈谈什么幸运？

先后留学日本英国

尼采说过，“有福之人便是那些健忘者：因为他们同时也忘却了他们的愚昧。”愚昧是专制的产物，五四运动就是反专制的。在五四运动８０多年之后，国人仍然如此健忘，并不是件好事。可见只有恢复五四在人们心中的记忆，才能摆脱健忘和愚昧。

陶孟和原名陶履恭，１８８８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读书人家，其父陶仲明曾在严氏家馆（南开学校前身）担任塾师，他亦在此就读。陶仲明于１９０１年去世，由张伯苓继之。严馆改为敬业中学堂之后，陶孟和以首届师范班毕业生的资格被送往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攻读教育学专业。两三年后，他因事回国，改赴英国求学，入伦敦大学专攻社会学，获科学学士学位。留日期间，他编译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外地理大全》。这套书颇受读者欢迎，以至十年内再版七次。留英时，他受费边社的影响，主张经过社会调查进行社会改良，并撰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这时他才二十七八岁。巫宝山在《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一文中说，此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认为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和核心；二是最早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中国与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各有其特点，各有其利弊；三是肯定了中国的祭祖风俗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积极作用。（《近代中国》第５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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