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炮制钱锺书“拒赴国宴”的神话？

以前读历史，常常会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记载，或者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倒不是有什么文字上的障碍，而是过于虚无飘渺，不是有悖常理，就是找不到任何其他证据。不过也真佩服一些历史评论家，居然能对那些毫无根据的“史实”大发议论，写出一篇篇的论文。想当初“评法反儒”时，封“盗跖”为“奴隶起义领袖”，宣传他如何反孔。于是论述“盗跖”反孔的伟大意义的论文纷纷发表，“盗跖”活动的遗址也发现了不少。等大家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时，才发现原来“盗跖”这个人是否存在过还是个问题，更无论他的“事迹”和有关的评论了。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走红后，一些历史学者开展了一场如何评价李岩的争议，一时间宏论迭起，好不热闹。可是一位熟悉明史的老先生告诉我，李岩这个人有没有尚无定论。姚雪垠是写小说，可以自由发挥，学历史的干吗跟着瞎起哄？

“评法反儒”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对李岩的讨论也在文革结束后不久，都可以用受到“文革”或“什么什么”的影响来解释，后人自然应取理解的态度，不必探究。但时至今日，这种不顾史实有无或真假，先大发一番议论的风气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近年来，常常看到一些颂扬某某大师或贬斥某某名人的文章，或顶礼膜拜有加，或痛诋犹恐不及，但稍一注意，发现不是毫无事实根据，就是纯粹出于作者主观想象。更有“后现代”学者声称事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如何“重构”，使我不得不怀疑自己的判断力是否已太落伍。但大概是受史学影响太深，我还是认为，总是先有事实，才能发表评论；如果事情都没有弄清楚，那么所作的评论又有什么根据？所谓“重构”，应该是指重新构造原来被复原错了的事物或人物。如果原来的构并没有错，重构它干什么？又怎么可能？无非是重评吧！所以我以为，任何有价值、有意义的“重构”还是离不开事实的基础。

在钱锺书去世的前后，有关他的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一篇文章披露了他文革中的一件往事：某年国庆前夕，江青派人给他送来国宴的请柬，为钱所拒。来人问：“我能不能回去说，钱先生病了。”钱回答：“不，我没有病，我身体很好，但我不去。”此后又看到有人引用，自然是为了赞扬钱锺书刚正不阿的高风亮节，或者用以对比某些文人在文革中的失节。

不过我一看到这件事，就先钻起了事实的牛角尖，越想越觉得荒诞无稽。

首先是此事的来源。在场的人只有钱本人和来送请柬的人，最多还有钱夫人杨绛。是钱家透露的吗？显然不可能。如果当时或文革一结束就传出来，如此多的“钱学家”最会传播，不必等到钱的晚年。如果传自钱家，他本人与家属既然已经沉默了二三十年，何必要在钱垂暮之年再旧事重提？至于那送请柬的人，从他主动想为钱寻找托词看，他并非江青鹰犬，不过是奉命行事，并希望在尊重钱的选择时也不使江青难堪。估计他绝对不会将钱的话回复江青，还是会用钱生病的推词。退一步说，如果他真的将钱的话报告江青，江青岂有不发作之理？那么这个故事早应有文革版本，等不到20世纪末了。唯一有资格披露消息的正是那位送请柬的人，既然他曾经对钱同意回复，而且又敬仰钱的人格，那么在“钱锺书热”出现时早该公开此事了。即使因种种原因拖了一二十年，也没有必要隐身，完全可以由本人出来说话，或者提供真名实姓和消息来源，但这些从未见于报道或有关的文章。

其次是从情理分析。从杨绛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钱锺书在文革期间采取的是养晦避祸的态度，能躲则躲，躲不了就应付，从未公开抗争，更没有直接反对。何况江青要拉拢或利用某人，一般都会打着毛泽东、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旗号，即使钱锺书不像有些人那样受蒙蔽、受宠若惊，又岂能公然抵制？江青再跋扈，也没有主办国宴的资格，请柬上用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就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名义，江青不过是做个现成人情，钱锺书若真不想参加，也只是性情淡泊，不想出头露面，不愿成为点缀而已，又岂能借此事张扬？再说，当时周恩来有意安排若干老知识分子在国宴露露面，以推动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给国内外一种积极、缓和的姿态，即使钱锺书当初赴宴，今天来看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以钱锺书的处世阅历，何至于对此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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