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镜底下的真实

也许出于直觉，也许出于某种超常的洞察力，佛吉尼亚 · 伍尔芙在解读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时候，发表了一番不同凡响的见解。说不同凡响，是因为她在这部18世纪的小说里发现了一个长期被笛福小说研究者们所忽视的细节。这一细节乍看微不足道，而伍尔芙却在里面找到了某种启迪，使它一跃而成为导读整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线索。这一富于启迪性的细节是什么呢？它是伴随着鲁滨逊在荒岛上生活的那些平常的陶罐、瓦罐。普通的读者即便能够回忆起笛福小说中的诸多细节，也不过把这些瓶瓶罐罐看作是鲁滨逊在荒岛上制作的许多生存工具之一，而不会特别留意。伍尔芙则不同，她的解读给鲁滨逊的瓦罐赋予了谜一般的象征涵义:

笛福通过强调前景中一只普普通通的瓦罐 (earthenware pot)，企图说服我们去观望那远方的岛屿和孤独的心灵。笛福对这只瓦罐的泥性和结实毫不怀疑，他叫大自然服从于他的设计，将宇宙万物绳之于人的意志，由此达到和谐。可当我们掩卷之时，是否有理由这样发问：为什么一只普普通通的瓦罐所提供的视角，一边让我们感悟到宏伟高大的人头顶灿烂星空，屹立于崇山大洋之前，一边却让我们仍得不到充分的满足感?

伍尔芙把鲁滨逊的瓦罐作为小说中的主要表征意象，提醒我们要注意人类与其所创造的物件之间的借喻关系 (metonymy)，同时也提醒我们注意这种借喻形象的局限性。在她的解读中，笛福(不如说，鲁滨逊)对于瓦罐的泥性及真实性的执着，营造了一种拜物教的氛围，从而诱发了这一借喻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在18世纪的美学蕴涵。此处的瓦罐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物神(fetish)，但它绝对不是原始人的那种物神而是现代人的物神，因为伍尔芙认为它承载着现代人将大自然统治于自己的意志之下的象征。笛福让其主人公主宰宇宙万物的意图，给小说嵌入某种隐密的暴力因素，促使伍尔芙在上述引文的结尾处提出了一个并不希求回答的问题。然而，伍尔芙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修辞性的反问，因为它同时还为鲁滨逊作为陶罐的制造者与拥有者的身份蒙上了一层疑问。笔者认为，这一疑问可能源于陶罐本身的来历不明。

18世纪以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反复使用鲁滨逊作为经济学的原型，并由此出发，建立他们宏大的理论体系。自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头两卷在1719年初次面世以来，那个在荒岛上踽踽而行的鲁滨逊就不断地出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写作中，直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鲁滨逊生产方式的所谓“原始”状态做出如下反讽：“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帐来。” 马克思又说：“作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出发点的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绝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过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

前面已经提到伍尔芙对鲁滨逊的瓦罐的解读，尽管伍尔芙没有细致地为我们分析小说中的美学虚构形式，但由于瓦罐在笛福的小说中应运而生，成为鲁滨逊“原始生活”写照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接着马克思和伍尔芙，再进一步追问：鲁滨逊在荒岛上制造那些瓶瓶罐罐的“原始生活”究竟成就了怎样的一个美学虚构形式？本文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同时，打算围绕鲁滨逊的瓦罐，以及鲁滨逊作为罐子的制造者和拥有者这一身份，展开对近代英国文学研究和科学史研究中的大前提和方法论的质疑，并在史料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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