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美国南北战争

任何一种哲学或理论说到最根本处，都是建立在一种超验的价值假设或信仰之上的。西方的创世说、原罪说、天赋人权如此，东方的“天意”、“阴阳”、“道”也是如此。有人说，道家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老子说“（道）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明明说“道在上帝以前就有了”，因而它打破了上帝创世的神话。神造世界当然是一种信仰，但“道造”是不是一定比“神造”可靠？打破一个神话当然是好事，但赶走一个上帝，又来个创造上帝的“道”，那不过是以一个神话代替另一个神话；也有人说，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击碎了人格神的观念，“把人从古代宗教迷信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击碎人格神的观念当然也可以，但无人格的“神”是不是一定比有人格的“神”好？“把人从古代宗教迷信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当然是好事，但千万不要刚“把人从古代宗教迷信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又送进“现代宗教迷信”的囚牢里。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有没有假设，谁的假设或信仰比谁的“唯物”，关键在于，假设得好还是不好？这种假设或信仰是不是有助于提升人的精神品质，有助于缓和人与自然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是否能从整体上拓展人的精神视境，提高人类的认知水平？我认为老子由“道”出发，推演出“柔弱”、“不争”的人格，又由“柔弱”、“不争”导引出的反战思想，就是早期中国人贡献给世界的杰出智慧之一。

兵凶战危

老子所处的时代（约公元前571-471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纲解纽，战祸四起的时代。周王室本来就是由一系列自治国家组成的松散联邦。周天子不过是一个名誉领袖，类似现代国家的“虚位元首”。周初实行分封制的原意是要众亲族子弟称臣纳贡，拱卫京师，但王室东迁以后，联邦政府的财源和兵力有限，不足以控制日益坐大的封国诸侯。周天子不仅无力行使原来的权力和尊严，有时甚至连自留地里的庄稼也照不住。周桓王执政的时候，因为郑国国君姬寤生（郑庄公）欺君罔上，常年不到中央政府开会，就解除了他在联邦内的首相职务，这引起了郑庄公的强烈不满。有一天，郑庄公率领军队将“王畿”（周王室的土地）边界内的小麦全部刈割而去，等稻子熟了以后，又把稻米抢收完毕。周桓王这时虽然连馒头和大米饭都快吃不上了，但还是不得不压住满腔的怒火。有一次，趁着郑庄公到洛阳觐见的机会，语带微讽地问：“郑国收成如何？”郑庄公答：“托大王洪福，五谷丰登。”周桓王听了如释重负地说：“那就好了，我地里的粮食可以留下自己吃了”。

除了王畿缩小，兵衰将寡，周王室无法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外，各封国统治集团的贪婪和野心也是造成各诸侯之间常年争战的原因。据史书记载，春秋之世242年，仅列国之间攻城掠地的战争就达483次，还不包括各统治集团内部的政变和流血。面对这种混乱、不安的分裂局面，兴于乱世的各家学派纷纷给出自己的解释。儒家认为，纲纪失常、“礼崩乐坏”是造成这种混乱的主要原因，现在只有通过重新“制礼作乐”，来恢复“郁郁乎文哉”的周礼；墨家认为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于“不相爱”，因而提出“兼爱”、“非攻”和“尚贤”；道家给出的答案更简单，那就是“无为”。

老子从“道”这个本体出发，推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运行规律。也就是说，循环往复以及相反事物的对立转化都是“道”在运动，但“道”在运行过程中却使万物感觉不到外力的作用。“道”创生万物是“柔弱”的。这种形而上的“柔弱”落实到人生的层面就是“不争”。老子多次讲到“不争”的好处：“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夫唯不争，故无尤”；“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他喜欢用水来比喻这个道理：“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第8章）。水就低、处下、滋润万物而不居功的特点深深地打动了他。而就像他笔下的长短、高下、洼盈、曲直等许多矛盾对立的事物一样，“不争”的对立面是“争”，是“壮”，是“强”，是“揣而锐之”……为此，他警告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而在这所有“有为”的事物中，战争是最激烈，最野蛮，最血腥，从而也是最愚蠢的形式，因而他竭力反对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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