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协制度与自由写作

相对于特区、盲流、夜总会、艾滋病、信托公司、彩票、招商局、海洛因……这些大量涌现的新名词来说，"自由撰稿人"可能是最具有讽刺性的一个。我们为什么不把铁匠叫"自由铁匠"？把卖馒头的叫"自由蒸馍人"？把三陪叫"自由三陪"？是因为在铁匠、蒸馍师、三陪这些行业里，没有谁是在体制内的。也就是说"自由撰稿人"这个词之所以成立，恰好说明有一些"撰稿人"是"不自由"的。

至于"撰稿"是不是可以不自由？这个问题不妨容后讨论。我要先向读者诸君交待的是有关"不自由撰稿人"的身世和来历：

一般说的"不自由撰稿人"就是指"体制内的作家"。它肇始于苏联的"拉普"协会，后来为一九四九年的红色政权所仿效。具体说来，就是国家按照计划体制的原则，将作家分配到各级作协、出版社或其它文艺团体，供给他们吃穿和"深入生活"的特权，以便他们按时写出谀词和颂歌。

这样，作家就成了有"单位"的人，而且每一个"单位"都遵循着准军事化的管制，比如写什么、怎么写、能不能出版，都有一整套严格的审查制度。

那么，写作是不是真的需要"领导"？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的。如果需要，我就要问，是谁"领导"了屈原创作《离骚》？又是谁"领导"着王实甫排演《西厢记》？又是谁"领导"了曹雪芹将一部小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这其实是一种现代养士制。即国家根据自己的意志将生存和著作的权力集中于帐下，然后逼迫"天下英雄"上套。它呆板，僵硬，不合时宜到连它的文化部长王蒙也讽刺说这是一个"机械化养鸡场"——而鸡的本性却是合群的、恭顺的、眼睛只盯着眼前的米，直到农夫扭断了它的脖子，它都认为敌人是旁边的那只鸡。

而缪斯的殿堂是高贵的，它不可能为一些卑怯、驯良、胆小如鼠的灵魂提供牌位。在大众生活极度单调的年月里，像浩然、姚雪垠这样的精神侏儒也可勉强糊弄看客的眼睛，而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娱乐市场的迅猛开拓，甚至是比他们优秀的作家也遭到民众大面积地唾弃。

与此同时，国家经济的匮乏，使它不可能为多如牛毛的报刊提供衣食。因而在牢牢掌握"导向"的同时，它允许一部分媒体自主经营。

有限的自由就是这样产生的。一方面，摄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淫威，报刊不可能为众多渴望救援的灵魂提供表达的出路；另一方面，摄于市场经济的严酷法则，它又不得不拉下铁板钉钉、唯我独尊的面孔，和人民调情。

一个报刊林立、媒体相互竞争的时代就这样到来了。它的直接后果是孕育了一个叫"自由撰稿人"群体的诞生。尽管这里所谓的"自由"，只是"追星"的自由，歌唱男欢女爱的自由，把玩世俗生活的自由，爆炒残疾人的自由，描写性生活丰富多彩的自由。但就是这一点可怜的"自由"就足以使一个初生的婴儿快乐得满地打滚了。

但不久我们就看到，文字小贩的大量涌入使这个队伍根本无法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苦大仇深，辍业于小学，靠自学成才到仅能识文断字。因而，除了人民币的票面价值，他们还无法判断事物的曲折是非，"有奶便是娘，并专门投靠"奶大"的富孀"，这是我给这伙人的生存哲学所做的白话注解。他们往往是在"时尚"、"通俗"、"可读"的旗号下摇唇鼓舌、瞒天过海，以腐朽为神奇、把肉麻当有趣，间或也说一些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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