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晚年心境

近年来，生于上个世纪初的老一辈学人相继辞世，给学术界带来的损失令人感到惋惜。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前辈学人在晚年都达到了“修辞立其诚”的境界，通过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回顾，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思想资源。在这方面，韦君宜的《思痛录》、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都堪称典范。

季羡林先生是上个世纪初的学者中为数不多硕果仅存的一位，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他有这样的著作问世。不过，我们仍能够从他的一些作品中看出他晚年的心态。

季老常在文章中引用英国人“往日的可爱的时光”这句话来说明往日的“美妙可爱”。看来，过去的年代中是有许多事情让季老感到怀念的。

《师生之间》是季老写于1963年的文章，考虑到当时的环境，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季老当时对新教育的热情赞颂。但是其中关于旧教育的描述却引起了我许多的联想。季老描述的上个世纪30年代的教育是非常自由的。自由的什麽程度呢？“有一位教授专门给学生不及格。每到考试，他先定下一个不及格的指标。不管学生成绩怎麽样，指标一定要完成。他因此就名扬全校，成了‘名教授’。另一位教授正相反。他考试时预先声明，十题中答五题就及格，多答一题加十分。实际上他根本不看卷子，学生一交卷，他马上就打分。无不及格，皆大欢喜。如果有人在他面前多站一会儿，他立刻就问：‘你嫌少吗？’于是大笔一挥，再加十分”。“至于教学态度，好像当时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教学大纲和教案，更是闻所未闻。教授上堂，可以信口开河。谈天气，可以；骂人，可以；讲掌故，可以；扯闲话，可以。总之，他愿意怎样就怎样，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谁也管不着。有的老师竟能在课堂上睡着。”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当时的教育培养出了诸如季羡林、吴组缃、林庚等极有建树的学术大家。49年以后的教育情况是完全转变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学术大家也越来越少了，仅有的几位也都是在这以前就已经显示了他们的学术才华。季老在文章中写到：“抚今追昔，我想到师生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而感慨万端”。季老的感慨是什麽呢，文章中没有细说，不过，要是把这当成季老在特殊的年代对过去的怀念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应该大致不错。

在《水木清华》一文中，季老提及了当时教授的收入情况。我因为对经济状况对于当时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的影响这一话题很感兴趣，所以特别留心。季老回忆当时教授的收入是每个月“三四百元大洋，可以购买面粉二百多袋，鸡蛋三四万个”。折合成现在的物价，起码要在一万元人民币以上吧。这足以让现在的教授们感到羡慕的了，别的不说，单说住房方面吧，季老的住房比我辈是宽敞多了，但是也经常碰到书和人争夺空间的情况。我辈自不必说了，常常是数着口袋中的钱“望书而兴叹”。季老在文章中说“对于清华母校依恋之情，弥老弥浓。”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1946年季老回国的时候，“兴趣最大，用力最勤”的是佛教梵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但是由于“起码的资料”的缺乏，已经无法再进行下去。是不是有别的方面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于是季老转而翻译了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以及《五卷书》等印度文学作品。1980年，季老出访联邦德国，碰到了分别了将近四十年的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季老把才出版了一本的《罗摩衍那》送给自己的老师。没想到自己的老师“板起脸来”，“很严肃”地说：“我们是搞佛教研究的，你怎麽弄起这个来了？”看来，在有点古板的德国教授眼里。《罗摩衍那》的翻译是算不上正儿八经的学术研究的。余生也晚，学识也浅，不敢对如此高深的问题置喙。但是我却颇能理解和同情季老的处境：一无情报，二无资料。怎麽能搞研究呢？季老说自己翻译被后人众口称誉的《罗摩衍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实在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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