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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的两种文化立场(外三篇)

收录:2009-12-16  作者:徐妍  来源:网络搜集  点击: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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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立场,各有归属:由《他的国》、《小时代》说开去

徐妍

不知不觉,“80后”从“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青涩出炉,到近日在《人民文学》以文坛新锐身份整体亮相,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十年来,“80后”身份的暧昧不清始终是其最为尴尬的心病。其中,两位领军人物韩寒和郭敬明更是承载了各种光环包围中身份悬空的焦虑。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环境的演变,韩寒和郭敬明等“80后”日渐探得自己的立场归属。

就像人们一提起棉棉就会想起卫慧一样,人们总是很容易被将郭敬明与韩寒绑定在一起进行比较。尤其,有趣的是,不少年轻的“挺韩派”在“倒郭”的行动中更加推崇韩寒;不少“保郭派”在“贬韩”的过程里更加忠实于郭敬明。其实,客观地说,韩寒与郭敬明的区别不但不言而喻,而且关乎本质:韩寒从反叛现行教育体制出发,逐渐升级为反叛诸多权力体制;郭敬明不但不是反叛的“异端”,而且成为体制的“新宠”。虽然韩寒与郭敬明最初引起人们关注的起点,均是借助于“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个平台,但韩寒与郭敬明的写作立场从一开始就很不相同:韩寒在第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上以作文《杯中窥人》和长篇小说《三重门》率先发起了“80后”写作的反叛立场,郭敬明则借助“新概念作文大赛”第三、四届一等奖获奖作文《假如明天没有太阳》、《幻城》等作品了选取了另一条路径:“阳光”写作。而且,郭敬明的“阳光”写作是一个弹性十足的话语空间:“阳光”时刻与“忧伤”相伴,或者说他是在以“阳光”的方式书写“忧伤”。但无论怎么说,郭敬明的这一写作立场调整了“80后”写作立场向反叛倾斜的格局,让评论界和读者眼前一亮。此后,韩寒与郭敬明的作品似乎井水不犯河水,然而,彼此的故事模式、叙述立场却越来越形成一种搏弈关系。韩寒所写的故事模式反复讲述少年主人公对秩序的反叛,表现出对体制的批判性的质疑;郭敬明所写的故事模式则反复讲述少年主人公对秩序的认同,隐含了对体制的遵从。比较而言,韩寒的反叛写作高调地陷入悖论的“窄门”之中,而郭敬明的“阳光”写作则低调地进入到主流阵营。这种种踪迹,在他们新近出版的长篇《他的国》和《小时代》中,可见端倪。甚至,可以说,《他的国》和《小时代》,无论是对于作者本人,还是对于“80后”,都意味着一向暧昧的身份终于找到各自不同的归属:或者以反体制的方式承担现代作家的批判功能;或者以认同体制的方式进入主流文化秩序之中。

《他的国》是韩寒最新作品。据多家媒体介绍:对于这部新作,韩寒自称:“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也许,这个评价,包含了媒体的宣传策略。但是,如果比较韩寒继《三重门》之后出版的其他作品《长安乱》、《一座城池》、《光荣日》等,应该承认,《他的国》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进一步说,《他的国》不仅以个人化的方式推进了韩寒小说一向倡导的反叛立场,而且以小说的形式担当了“80后”创作一向缺失的现实关怀意识。由此,赛车手韩寒,确立了一个当代中国作家的身份确证。固然,在韩寒及其“80后”作品中,《三重门》具有不可替代、不可重复的地位。其中青春经验的真切、人物形象的丰满、叙述语言的机智、峭拔,批判性立场的奠定,都表现出韩寒作为一位文学创作者的天赋和对现实问题的自觉思考。可是,作为一个叙述世界,《三重门》的主题过于明确,手法也显得单一。尤其,小说越是执拗于现实世界,往往越应该在意形式的设计。因此,《长安乱》暂时从现实世界中抽身而去,转向对虚拟世界的营造。只是在一个虚拟世界中想入非非,不是韩寒的强项。结果,无论实写成长故事,还是虚写武侠故事,都处于两头不讨好的境地。此种尴尬,韩寒应该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自知。很快,接下来的两部长篇《一座城池》和《太阳日》在叙述策略上做了大幅度的调整。《一座城池》和《太阳日》不再将虚拟世界作为主打对象,而是让现实世界在虚拟世界中复活。它们选取了“出走”“在路上”的现代小说叙事模式,让故事的人物冲杀到“全新的地方”,却又时时返顾那个出发的地方。遗憾的是,韩寒似乎辨析不清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边界,他所拼力打造的“全新的地方”不过是现实世界的挪移。即便小说调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也还是无法掩饰他一心难以二用的事实。原本以为能够借助虚拟世界释放自己的想象力,到头来却只落得新、旧世界两头空。就连韩寒小说最吸引人的招牌——韩寒语言,也因对语言的放纵而坠入到油滑的陷阱。到了《他的国》,虽然还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叙述世界与现实世界贴得过近的缺憾,但韩寒毕竟开始如职业作家那样有意识地约束小说的叙述节奏、语言,细节描写也更为耐心,结构比以往其他小说更为讲究。不仅如此,《他的国》还对市场经济背景下当代作家批判性写作的文化身份进行了探底。阅读《他的国》,我们似乎进入一个梦想的国度。青年主人公左小龙是一个处于飞翔状态的梦想者。他不仅喜欢骑着摩托车做英雄梦,而且梦想在雕塑园组建歌唱团,“把这个雕塑园搞得像一个小的国家一样”,自己当合唱团指挥。但是这个梦想的本质却与大多数“80后”沉湎于耽美的白日梦不同。大多数“80后”的白日梦拒绝对现实世界的关怀,而《他的国》则是以梦想的形式承担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在这部小说中,韩寒的批判目光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现行教育体制,而是扩展到当代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以及由此延展开来的现代性病症。韩寒在“现实”世界冷眼想象“梦想”的图景,又从“梦想”世界批判性地审视“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生存状态。小说一方面讥讽官场政治、资本强权、文化转轨、环境污染、人性裂变,另一方面关注当代中国人的根基丧失、家园失却、归属不定的虚无感和无根感。在尖刻的批判中蕴涵温情和道义。我们可能会觉得纳闷,为什么这位“80后”写作的反叛领军人物一不留神竟然成为地道的、正统的现代传统阵营中的写作者?以反叛体制的方式进入到传统的现代文学链条上,这是韩寒所难以逃离的现代性悖论。韩寒并非没有挣扎,《他的国》中的左小龙被爱与欲、传统与现代、绝望与希望等不同方向的力拉扯着,承受了诸种现代性伤痛。不过,在伤痛之中,韩寒依然没有如大多数“80后”那样丧失文学可贵的批判性,而是将现代文学所开创的批判性品质继承下来。只是,韩寒自成名后一直被大众文化所追捧,明星化的栖习与批判性作家的定位本身充满矛盾,取舍起来谈何容易?还有,韩寒火暴于粉丝文化,而“粉丝文化是一种与官方文化的许多机制相呼应的大众文化形式”( 约翰·费斯克:《粉都的文化经济》,见陶东风主编《粉丝文化读本》第7页。),作为受益人的韩寒如何确立自己批判的准星?当然,在大众文化铺天盖地的时代,即便鲁迅活着,除非封笔,也是想不火都不行,但是,鲁迅最可贵之处就是无所依傍,一生独战,而以这一点来要求韩寒,显然是过分的。可我们还是有理由追问:《他的国》之后,韩寒在批判性道路上究竟能走多远?我们需要试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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