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与八十年代的文化逻辑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对《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所包含的文化政治的逻辑阐发的基础上，对救亡的意识形态批判所包含的革命话语的解构和试图开启的文化现代化目标进行详细地阐释与解读，进而来梳理李泽厚与80年代文化逻辑的关系，同时将这一关系放置于50—80年代的历史逻辑中来进一步落实。因而“五四”的文化政治、“救亡”意识形态批判、“五四之争”、80年代文化逻辑的转向等论题构成了本文的考察的基本问题域。

关键词：

李泽厚、80年代、文化转向

1997年，学者汪晖在《天涯》发表长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打破了知识界平静的局面，在这篇文章中，汪晖以现代性的后果为思考的原点，对八十年代以来的现代化道路进了反思和批判，最终导致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分野，被右派学者所讨伐和驱赶的中国“左翼传统”，又重新回到了思想的脉络之中。他在开篇中写道：“1989，一个历史性的界标。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告一段落。两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国没有如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瓦解，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迅速地进入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过程。”[1]事实上汪晖所做的判断，无疑是重复了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中所做出的结论，但“两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的判断，对于中国当代社会而言，确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无论是从社会学对当代社会结构的分析结果，还是从当代文学的发生、转换的历史逻辑来看，这种事实都向我们讲述了八十年代的文化逻辑的历史特征。1980年代作为连接“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和199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进程的历史联结点，呈现出的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其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年代”，为两个时代的转换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和动力，其自身的文化逻辑也与此有着一致性。本文试图在重新审视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的基础上，来探究八十年代文化逻辑的历史特征与转化的历史性契机和动力。

一、 “五四”的“文化政治”

夏中义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其名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几乎就是解读1980年思想史的必读文本”[2]，就这个文本的影响来看，这种说法是不为过的。这篇以“五四”和“启蒙”为关键词的文本，虽然表面看来是对历史的评价和对“五四”的重新定位，但是其实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评价和定位本身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和文化政治的逻辑，也就是在诉诸于历史的同时，其实也极具针对性的指向了对现实的改造和道路的选择，一些被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所排斥掉的历史可能性，借助“五四”的东风，而重新复活。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讲，《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在两个意义上，打开了八十年代的文化逻辑，一个是，将“五四”作为八十年代文化建设的一个起点，这一点，与周扬1979年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致的；第二就是，用“启蒙”取代“救亡”，从而打开了“文化现代化”的可能。

众所周知，随着1976年“文革”的结束，邓小平的复出，中国社会便步入了以政治术语所命名的“新时期”，这个时期因此一开始就带有对“十七年”和“文革”的反思与自我矫正的特征，对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看，我们姑且将此种反思和自我矫正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自我革新”。在这种“社会主义自我革新”的过程中，1980年代文化空间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各种力量博弈的一个的结果，一方面从“文革”进入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带着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中国道路”问题的设想，其实都试图在新时期建构一个他们所认同的历史道路。另一方面，相对狭窄的八十年代的“政治空间”为这种历史道路的展开所设置的条件，也带有着很大的限制性，因为党—国家的政治模式本身就反对一个独立的“文化空间”的出现。邹谠先生对这种模式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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