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胸怀天下的行者

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出走

“是的，‘文学是国民精神的灯火’，可是在今天，这样的‘文学’在哪里呢？这样的灯火又在哪里呢？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文学，这样的灯火，可惜的是，我还没有找到。”

2002年，已经被视为“新左翼”中坚力量的北大中文系学者韩毓海在一本充满“攻讦与怨怼”的著作《知识的战术研究》中如是说。自1997年开始延续至今的中国知识界的左右大论战中，韩毓海的出现，实在是一件很突兀又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1998年之前，30岁出头的韩毓海，已经是文学批评界相当知名的评论家。短短四五年间，韩毓海连续出版了四本著作：《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锁链上的花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摩登者说》《从“红玫瑰”到“红旗”》。就是放在今天来看，韩毓海当时的这些文学批评性著作，仍然凸显锐气和锋芒。1991年，26岁的韩毓海博士毕业，其导师是著名的评论家谢冕，韩毓海当然继承了其导师炽热、浪漫的学术品质，且文字多产。不仅是在北大，甚至在全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韩毓海也是众所周知，他“年龄虽小，辈分却高，上学早，出道早，成名早，这是所有神童学者的必由之路”（高秀芹语）。

很难预测，如果韩毓海仍坚守在现代文学评论领域，今日会有什么样的作为。但很明显，韩毓海的雄心并不在自如、优裕的文学批评领域，恍然回首，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经历的人类文明、中华文明迎接大挑战、实现大跨越、大发展、大转变的空前时代。在《知识的战术研究》一书的序言里，他已经明确地说明了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在上世纪末遭遇到的尴尬。90年代，改革开放在经历了1989年至1992年的短暂休克之后，彻底开动市场经济的马达，中国的经济快车开始了新一轮的高歌猛进。文学创作，在市场化的时代，越来越流水线化，并自觉走入资本主导的超市体系，直接明码标价，任人采购。衡量文学成就的标准，从“国民精神的灯火”，转化成了“发行量、版税、销售码洋”等等市场化的标准。与上世纪80年代的整体文化热语境相比，90年代学术文化界分化严重，高雅艺术、精英文化在开放且无引导的大众市场面前遭受前所未有的冷遇，局面相当尴尬。

80年代，正是韩毓海孜孜求学的年代，他先在山东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孙昌熙先生（孙昌熙先生1953年在山东大学首开新中国以来的“鲁迅研究”课程，可谓是吃螃蟹的第一人，1957年孙与他人合著的《鲁迅研究》一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最早的一部系统地研究鲁迅的专著）。受导师影响，韩毓海对鲁迅下功夫颇深，在此后的著作中，也常见到他对鲁迅独特的解读，如2000年的《世界的疾病》一文，他这样写道：“正如鲁迅1936年的患病和逝世被理解为：巨大的历史灾难，战争、民族的苦难最终凝结为核，在这个多灾多难的秋天摧毁了中国的良心。而他的遗容或者病容被复制为石膏面模，永恒的保存下来，大上海万人空巷，人们在他遗容前动容下泪，幡然悔悟。他的死变成了一个民族复活和苏醒的庆典——这一切恰恰是由于造物主选择了他最伟大的儿子来承担‘一切疾病’并作出牺牲，才使得一个民族从疾病和死亡中彻底摆脱出来，从而走向真正复活和苏醒，走向历史的转折。”一般文学研究者写到这里已经是“妄语历史的出格之举”，但是韩毓海的气势和雄心远远没有打住，他接下来写道：“而在20世纪的1936年和1976年，绍兴周家的两位长子就是这样，分别以他们的疾病和逝世推动了历史的转折——推动了历史的苏醒和民族的复活。”这才是完整的韩毓海，也是他最有活力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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