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小说的亲和力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种被称之为“大众文化（Popularculture/Mass culture）”的舶来品经由港台入驻大陆。短短十几年，它就成了中国文化大众文化的主流。中国当代文学也随之进行了一场文学分类学意义上的裂变：大众文学以其世俗化的写作态度和文本特色征服了广大的读者群体。原因很简单，文学艺术从来都是经济和文化发展变化的显著表征。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领域开始了深刻而又漫长的体制变革，而“市场经济”成为了这场变革的关键词。大众开始重视的是生命的情趣与现实的感官体验，这种价值观的改变位移到对文学的审美上，就演变为：大众期待作家成为“走下神圣殿堂、遍识人间烟火”的凡夫俗子，能够为大众所接受并受到欢迎的作品，也是那些能“书写衣食住行、关注人生冷暖”的世俗画卷。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中，催生出一种新的大众文学样式几乎是必然的：“新写实小说”由此行世。

显然，新写实小说的文本具有以大众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的世俗化内容。在20世纪90年代，在文学多元化的景观中，“新写实小说”以此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作为当时流行的一种文学类型，作家以感性体认的方式，创作的关怀世俗男女生存的作品非常令人兴奋。此外，“新写实小说”的叙述方式与话语表达也是大众式的，选用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俗语、流行语、甚至俚语，描述的是日常生活琐事与破碎化感受。“新写实小说”中塑造的各种人物也是普通百姓，男人们多是为生存奔波的“小人物”，女人们多是为家事操劳的“黄脸婆”，人们在他们身上不难找到自己的影子。新写实小说演绎着大众文化的万种风情，消弥了读者与作品中人物之间的精神隔膜，让读者面对生命之真实，建立起了大众文化中一种新的文学话语形态。

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不避讳生活的平庸琐碎，以极大的耐心和细腻的笔触描写着日常家居生活的“鸡零狗碎”：“豆腐变馊”事件引发的夫妻口角，排队抢购大白菜，同保姆斗智斗勇，妻子调转工作，孩子入托、老家来亲戚串门……池莉的《烦恼人生》描写的也是工人印家厚从早上起床开始，到下班回家的平凡一天中遇到的诸多不如意的事，一系列庸常琐碎的生活细节纠缠着他，令读者感觉到生活的沉重。这种平静笔调下的平谈生活含有一种震慑的力量，使人惊诧于平淡生活表面下的沉重和人与生活对抗中的渺小。

方方的《风景》同样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力作。小说描写的并非是题目惯常使人联想到的赏心悦目的“风景”，而是一副让人看了顿生厌烦的生活画面。小说展示了汉口一个普通码头工人家庭穷困艰辛的生存状态。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带着老婆和九个子女长年居住在只有十三平方米的板壁屋子里，火车每隔一段时间便从屋子旁边呼啸而过，过多的子女拥挤于并不宽敞的屋子中，于是，全家人都在困苦的生活中极力挣扎。生活的沉重过早压在了孩子们的肩膀上，三哥凭借强健的体魄成为家中的“二霸王”，五哥、六哥倒插门“嫁”到了汉正街，七哥为了从“地狱”爬到“人间”不择手段，娶了一个不能生育家里却有背景的女人，大哥也因为贫穷长期娶不到老婆，被邻居一个已婚女人看中，成了那个女人的情人，二哥则在摆脱粗鄙的家庭生活过程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一幅让人看了惊诧继而辛酸的风景。人们挤压在社会底层，为生存境遇的改变而苦苦挣扎，作者如生活流水般讲述的是底层人民的生活史与生命史。

还有两位游走于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女性作家，王安忆和徐坤也应在此一提。

《长恨歌》就是王安忆世俗化写作的典型代表。文本的叙述虽跨越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没有描述大起大落的历史故事，而只是再现了一个上海小户人家女子平凡无奇的生活经历。女主人公王琦瑶作为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小家碧玉”，在一次不经意的机会中，凭借其清秀的外貌当选过“上海小姐”，后又涉足电影界，并长期被人包养，但她却丝毫未有明星的光环和贵族的气质，最终被人悄然离弃，只剩一人黯自悲伤；到了解放后，尽管历史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王琦瑶却凭借其小心谨慎和女人的聪明敏感，平安地度过了一段段非常时期，她周旋于几个男人之间，在平衡了各种关系之后日子过得依然不失情趣，得体的衣装，精致的器皿，妩媚的身段，摇曳的舞姿……可见，文本不着意于历史的重大主题与时代的沧桑，而着力于如何烧菜、穿衣、煮茶这一类零碎的琐事，在展现了一个精明的上海女人平凡一生的同时，却显示了作家放低姿态、回归大众的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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