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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的时代精神

收录:2008-10-16  作者:樊星  来源:文艺报樊星  点击: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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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这样的思考可以成立,另一个与“改造国民性”分庭抗礼的主题也就浮出了历史的水面:“国民性”不一定那么好改造,甚至,常常也不一定需要改造。在动荡的政治运动中,“改造思想”(不妨将这个政治口号看作“改造国民性”的变体)曾经引发了多少不堪回首的血腥悲剧,经过的人们都记忆犹新。那样的运动反过来促成了当代人对“改造思想”的抵触与反感。加上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活着已非易事,普通人哪里还有心思琢磨“理想人格”的问题。这样一来,“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就渐渐失去了当年那样强烈的影响(印象中,只有上世纪80年代初,“改造国民性”的声音曾经在文坛上激起过一些反响)。这当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民性不需要改造了。一直到今天,“素质”问题不是依然在影响着许多城市的形象塑造,影响着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吗?

回首百年风云,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方面,在战争、革命、政治运动和商品经济大潮的作用下,中国人的民族性好像已经发生了空前的巨变——变得在政治上更加敏锐、经济上更加务实、文化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普遍提高;可另一方面,中国仍然是中国——无论时代怎么变,中国仍然是讲等级、讲人情、讲关系、讲实惠,讲“难得糊涂”而其实是表面糊涂内心精明,讲“吃亏是福”却决不甘心吃闷亏,而是希望“吃小亏占大便宜”……任凭潮流怎么变,管他风向怎么转,这些活法其实没什么变化。这一现象足以表明:中国的人情世故,中国人那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品格,没怎么变,也不可能变。正所谓:有所变,又有所不变;变中有不变,不变应万变。

不妨将还民间以本色的这股思潮看作当代“新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从《鲁班的子孙》到《浮躁》到《日光流年》)、市民文学(从王朔的“痞子小说”到《长恨歌》)、青年文学(从《三重门》到《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中,在“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中,都涌动着这样的主题:当今之世,各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着,在滚滚红尘中品尝人生的各种滋味。多元的文化观念、五花八门的价值观念,不过成为人们“各取所需”、为己所用的参考资料和“行动指南”。这是足以耐人寻味的现象:“启蒙”的本意是觉悟,从宗教迷信或政治迷信中觉醒过来,建构个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这样一来,也就为现代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率性而活、按照世俗的欲望去打发时光铺平了通道。于是,我们很自然就看到了一幕幕文学世俗化光怪陆离的景观。虽然“主旋律”文艺还在张扬着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这样的精神其实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支柱,也为当代人文精神的建构所必不可少),但个性化、世俗化的风气已成不可阻挡的“大气候”。所谓“现代主义”,所谓“后现代”,说到底就是个性化、世俗化。(注意:虽然个性化、世俗化这两个词似乎彼此有些矛盾之处,但在实际生活中二者却常常是奇特又和谐地共处在一起的。我们不难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流行的时尚中看出这一点来:人们总是在追赶个性化的潮流中不断证明着世俗化的强大力量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觉得可以用“破除‘现代迷信’”和“世俗化”作为理解新时期文学思想主题的两个关键词。而这两个关键词基本可以成为贯穿1980年代到新世纪30年间的时代精神。新时期的几代作家,不论从怎样的人生体验出发,大都在冥冥中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这样的时代精神正是新时期文学“当代性”的重要内核。显然,这样的时代精神与现代文学30年间“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已经很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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