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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的时代精神

收录:2008-10-16  作者:樊星  来源:文艺报樊星  点击: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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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呼唤也体现在上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报告文学热潮中——从《希望在燃烧》《土地和土皇帝》《活祭》到《海葬》,还有《九大风云录》《龙困》《陶铸之谜》那样的“红墙文学”,都显示了新时期作家关注政治、研究政治、批判政治达到的思想深度。姑且将这些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报告文学、纪实力作统称为“政治性报告文学”吧,以区别于那些常见的反映一般建设成就或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而那些积极关切政治的报告文学作家们满腔热情为改革呐喊的使命感也曾经感动了一个时代。蓦然回首,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过这么一个时代:在饱经政治运动折腾以后,一旦思想解放就渴望摆脱极“左”政治枷锁束缚的作家们,却常常身不由己地回眸不堪回首的往事,在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小说和报告文学中表达自己的政治批判意识和呼唤民主的政治理想。而且,无论文坛风雨如何飘洒不定,他们仍然奋勇前行。其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兼济天下”的传统使命感,也显示了新时期作家对胡适、鲁迅那一代大师关心政治也批判政治的现代知识分子立场的继承,同时又以空前的规模开掘了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我一直倾向于认为,新时期作家的政治使命感是当代“新启蒙”运动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上面提到的那些作品都是当代思想解放的产物,同时也对于推动当代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有多少人是读了这些作品以后增长了政治智慧,并且积极投入到为政治改革呼喊的激流中的!

另一方面,在现代文学史上,“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多是以暴露下层民众的愚昧、卑怯、蝇营狗苟、自欺欺人为主要特质的。这样的暴露在揭示中国文化痼疾的同时也显示了那一代作家的理想主义设计:相信“国民性”是可以改造的。这样的暴露在新时期文学中有进一步的深化——从《陈奂生上城》那样的写实之作到《爸爸爸》那样的“新潮小说”,再到《新兵连》《风景》《米》那样的“新写实小说”,暴露的风格显然更加多色调了一些。

更值得注意的是,“重新认识国民性”的主题的产生与发展已经对“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有了明显的超越。从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对遭灾百姓顽强生命意志和灵活适应力的讴歌到张贤亮的《河的子孙》对农村基层干部以农民的狡黠与上级的极“左”政策巧妙周旋的欣赏,从李杭育的《珊瑚沙的弄潮儿》、郑万隆的《我的光》、莫言的《红高粱》对民间浪漫活法的赞美到阿城的《棋王》、张宇的《侯七》、池莉的《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对底层百姓“活下去”——那是在没什么希望的社会底层麻木度日的“活”,但那麻木中是隐约可以使人感受到顽强、坚忍、豁达、皮实甚至狡黠、油滑的——活法的真切理解,是在摒弃了“教化民众”的“启蒙”姿态后“重新认识民间”的新思维。其中,又尤其以“活下去”的人生发现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因为这样的新思维显然与“改造国民性”的思路大相径庭,但却同样发人深省。这样的新思维是在激进主义风潮已经随风而逝、世俗化浪潮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高涨、社会转型期的诸多矛盾却一时难解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对于认识现实人生的复杂性、对于培养理解底层、理解民间、理解世俗的朴素意识,具有不容忽略的意义。在政治上破除了“现代迷信”以后,新时期出现了“重返民间”的思潮。这股思潮不同于“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它不是建立在“劳工神圣”、“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立场上的,而是带有明显的返回民间、从民间的朴素、务实活法中找到远离崇高的安身立命之处的平淡色彩。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启蒙”,一种破除了“将人民神圣化”的幼稚见解、还民间以本色的“启蒙”。革命年代的“革命人民”已经被建设年代的“本色民间”渐渐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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