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作家”抄袭事件买单

众所周知，以中国作协会员身份“光荣”沦为抄袭者的不止遥远一人，最引人注意的当属那个屡受诟病的“小四”郭敬明。更为恶劣的是，后者是在法庭认定其抄袭事实成立的前提下被某些“著名”作家推荐加入中国作协的。假如说抄袭者遥远加入中国作协有可能是在“专家”和“书记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话，那么郭敬明加入作协就是“专家”和“书记们”明知故犯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形下，要开除抄袭者遥远，就更要开除郭敬明，不然你怎么向广大会员们交代？如果中国作协只开除遥远，那这一碗水就无法端平，中国作协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更会一落千丈。8522名（现在至少应该去掉2名抄袭者）中国作协会员为此更会颜面无光，至少当初加入作协的那种自豪感将会大大降低甚至感觉自己一文不名，无怪乎有许多人做出了退出作协的选择。面对这样的尴尬，中国作协何去何从？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其实这年头中国作协也难做，作协本来就是前苏联的产物，是一个体制化和民间化互相纠缠不清的怪胎。国家体制要利用中国作协对作家进行“规范”，贯彻自己的意志，确立自己的意识形态，所以中国作协这个历史产物还不能马上消失。况且体制还要借此养活一批人呢，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时不时“让那些年纪大有贡献的老辈文艺家坐在主席台上，享受一点荣誉”（见《如烟如火话周扬》，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这有啥不好？无奈这些年国民的头脑日渐清醒，常识知道得越来越多，对自己的血汗纳税钱过问得也越来越频繁，不少人对作协作为“准衙门”“准官场”存在的合法性发出了质疑。屋漏偏逢连夜雨，作协本身又不太争气，接连闹出了许多影响不好的事件。从中国作协的角度考虑，让抄袭并拒不道歉的郭敬明加入作协也实属无奈：一方面国家体制需要去做“团结”广大作家的工作，不这样怎能显现国家文艺繁荣？另一方面因为郭敬明们本身有巨大瑕疵作协还不得不要冒着一定风险。让他加入也不是，不加入更不是。何况此外还要考虑那些个不明就里的“权威们”的脸面呢。既然都批准加入了，现在再把这个“毒瘤”开除掉，那岂不是自打耳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中国作协开除遥远不算什么难事，难的是要一碗水端平，把郭敬明也开掉。

如果中国作协能够借着这次抄袭事件进行一些反思，从而做出一些补救和 改革措施，让作家协会再“干净”一点，让已经加入中国作协的人也不至于为自己是一名会员而感到些许难堪。在此基础上更奢望中国作协能拿出一点破釜沉舟的勇气，对自身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革，至于改革的方向，胡风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为我们设计好了：

“一、有领导地取消现在的所谓‘国家刊物’或‘领导刊物’或‘机关刊物’……。

二、有领导地取消现在的所谓大区（省级）刊物……。

三、有领导地解散中央和大区的、行政管理或变相的行政管理的所谓创作机构……

四、对于……部队创作机关，也得加以研究和考虑。

……”

（胡风《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见《胡风全集》第6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如果真能够如当初胡风所“设计”的这样，通过改革让文学生产机制得到彻底转变，开放民间文学办刊和同人办刊，确实能够解放一批刊物和一批编辑，让这样的“丑闻”事件轻易不再重演。这未尝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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