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中的时候,老师在黄昏放学的当儿,拿来一张《文汇报》,她读了一篇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当时班级里一片哭声。第二天的课外时间,课代表就在木制的黑板上工工整整地抄写下那篇小说,后来才知道,是这个小说为新时期的一段文学命名为“伤痕”。
在1978年前后,我先后接触了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以及《哥德巴赫猜想》、《珊瑚岛上的死光》等一批文学作品,我才知道了外面世界的广阔。
我喜欢诗歌,但囿于农村的条件,我接触的多是一些顺口溜,或者是所谓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新民歌,对新的文学思潮有隔膜,但后来我在军营接触到了《新诗潮诗集》,是北大未名丛书,洁白的封面,是大大的老宋体,现代诗歌的启蒙应该是这本书。当时我在农村接触的是伪民歌的格式,一下笔就是油滑浮薄,有一天,我在新华书店发现了一本刊物《文学家》的创刊号,上面是昌耀的组诗,那次我读到了他的《高车》。从那时我知道以前接触的诗,是算不上诗的,我从昌耀这里知道了何谓诗,诗又何为?从昌耀我进一步认识了诗,十年后我终于有幸和昌耀在张家港诗会上见面。
也许是因为我的接触和爱好,我写得较多的是政治抒情诗,这是受了孔繁森的影响。1985年,我退伍回到家乡山东莘县,为了找工作,我独自来到县城,大着胆子敲响了时任县委副书记孔繁森办公室的门。孔书记一边翻着我递上的厚厚的诗稿和发表作品的样报样刊,一边和我这个冒昧闯进自己办公室的素不相识的退伍军人聊了起来。孔书记赞许的目光,使我冥冥之中有种预感,眼前的这个人能帮自己,会帮自己。果然,在孔书记亲自关照下,组织上不仅给我安排了工作,而且还给我提供了专事创作的平台。
孔书记年长我近20岁,爱好写诗,我们两人经常一起纵情论诗,还曾抵足而眠。孔书记鼓励我用手中的笔去歌颂脚下这片熟悉的土地和身边的父老乡亲。在孔书记的亲切关怀下,我创办了莘县的第一个文学社团──乡韵文学社,并被推举为社长,孔书记担任名誉社长。而且,孔书记还亲笔为文学社的社刊题写了“乡韵”刊名,并寄望乡韵诗刊“立本地,抒乡音,为四化建设描彩绘韵”。
从孔书记那里,年轻的我深深感悟到,诗人不能远离生活,不能远离自己脚下的土地。诗人必须具备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后来孔繁森到聊城、西藏工作,我们之间一直没有间断来往。没有这段和孔繁森刻骨铭心的交往,也不可能有后来那本抒情长诗《孔繁森之歌》。孔繁森是一个诗人,他既写文字的诗,也用自己的行动写了一首大气的诗,正气的诗。
1998年,百年不遇的洪水肆虐中华大地,无数堤坝被摧毁,作为一名诗人,我再也坐不住了,当时在电视上,在报纸上,在图片上,耳闻目睹滔天洪水浊浪滚滚以及诸多感人、揪心的场面,我心里就一个念头,我要上前线。在长江流域第七次洪峰来临的时候,我启程奔赴武汉。在抗洪抢险第一线,在那些不眠的日日夜夜里,在长江干堤上,在灾民的居住点,我常常是泪流满面。回来后我奋笔疾书,写下了《保卫家园》、《中国的脊梁》等一系列诗作。1998年10月,抒情长诗《’98决战中国》出版。我在感言中说:“但愿我的笔能为这一次民族的灾难记下一份最真挚的文字,为那些不幸遇难的群众和英勇献身的人们招魂,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力而歌。”
由于长期从事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工作,我曾创作了大量的保护消费者题材的作品,特别是2002年创作出版的《保卫上帝──3·15诗报告》反响极大。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我还相继策划了“3·15”戏曲晚会、音乐晚会、诗歌朗诵会等大型活动。我要用自己的诗之剑直击假冒伪劣,我要用自己的笔鞭打那些被污染的灵魂,我要给那些丑恶的东西消毒,把它们展示给世人,让人们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