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期待这个时代大作家

曹征路，江苏阜宁人，插过队，当过兵，做过工人和机关干部，现为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一级作家。2004年，他的中篇小说《那儿》，在中国文学界、高校、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被认为是2004至2005年“最具震撼力的小说”，成了这几年关于纯文学反思和讨论以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日前，他的最新长篇力作《问苍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再次引起文坛关注，北京大学的左岸文化网为此专门开辟专题讨论。7月11日，中国作协与深圳作协和几家理论刊物合作将在北京专门召开《问苍茫》作品研讨会。记者就他近年来创作题材的选择和文学价值的取向等话题对他进行了访谈。

文学可以全面反映历史真相

文化广场：我注意到您近年来发力创作的系列中长篇小说中，比如《那儿》、《贪污指南》、《非典型黑马》、《问苍茫》等，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当代小人物在唱主角，因此有人称您为“底层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从创作的角度而言，时下温软的“耳语式”写作之风泛滥，越来越多的作家局限于“身边现实主义”和“个体现实主义”，越来越失去生活基础和情感根基，日益失去批判的声音。您怎么看自己作品的文学价值？您怎么看别人评价您为新左翼？

曹征路：其实，我作品中的主角并不尽然是底层人物，也包括干部、商人、知识分子，但他们肯定是现实生活中最普通的多数。在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中，我们往往习惯取材于领导者和成功人士，反映既得利益者的看法，这至少是不全面的，遮蔽了一部分历史的真相，而这恰恰是文学可以有用武之地的地方。这几年一些反映底层老百姓的文学作品被批评家集中讨论，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现在有人说我的作品是新左翼文学，过去也有人说我老曹是自由主义者，其实贴标签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界的争论，我一直在关注，我自己也在学习，理论上的学习和提高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文学与时代、与政治、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但与选择向左或向右没有关系，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如何向前。

文学向何处去需要深刻反省

文化广场：文学的边缘化很严重，您认为这同市场经济有关吗？该如何唤醒人们对文学的热情呢？

曹征路：这是社会转型期特有的中国现象，其实同市场经济没有必然联系。比如美国的市场经济很发达，也是相当商业化了的社会，但按照哈金的说法，美国“仍然在期待着伟大的美国小说，文学并没有被边缘化”。因为人文精神的扩张始终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我国以前是个农业社会，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现在突然转型到这么一个以金钱为核心的商业社会，价值观的颠倒和失重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是很严重的。文学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能让我们静下来仰望星空，能让我们的灵魂保持湿润，对生活心存敬畏。

文化广场：当代文学离现实越来越远，或者说反映现实乏力，这是为什么？

曹征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作家主张文学不能离政治太近，应该回到文学本身，这就是“纯文学”的由来，应该说当时起过积极作用。不过，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迅速进入市场社会，消费主义文化泛滥，纯文学的口号本身也变成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许多作家不再思考个人与国家民族社会的关系，躲避崇高，告别革命，作家就失去了个人主体性。加上现代传媒高度发达，大大压缩了人们的思维空间，大家都成了“单向度的人”。庆幸的是，面对这种文学远离生活的状态，中国文学界如今也在反思。至少包括这样几层意思：一是认识到虚无主义的历史观使文学远离了现实；二是过去有个认识误区，以为中国的当代文学没有得到诺贝尔奖是因为我们技不如人，人家都现代派了我们还在现实主义，误以为现代派艺术就是与物质生产技术进步相匹配的现代化艺术，其实现代派艺术并不意味着先进，它在发生国也仅仅是艺术的一个流派而已；三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流行的“历史终结论”、“后现代论”让我们误以为必须按人家的规则出牌，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如今连英国的布朗首相都认为它过时了；四是精英主义的审美观受到了普遍质疑。什么样的文化价值才有出路？从创作的角度看，我个人认为鹦鹉学舌的思考方式、语言方式是没有出路的。只有那些让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感同身受的生活描写，才有可能走向世界。肯定弱势者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存在价值，赞美他们为尊严和自由而付出的所有努力，而不仅仅是满足少数精英权贵的趣味，这样的文学才是创造，才有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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