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吧，记忆

写完《蒙面之城》觉得一下老了，一切都在离我而去，我像是快要走不动的人——在街角、路边、公园长椅、某个公共汽车站，吃力地坐下，看过往行人，看那些衣裙、短背心、大男孩、背包客、某个惊艳的女人、低调的女人、沧桑一如时光倒流的女人，看小学生、驾驶员、大货车、广告牌，一切都在被一幅巨大广告牌收走。所有人都在离我而去，包括我自己，我甚至看到人群中远去的自己——我与这个世界已经无关，好像写尽了某种东西。

我清楚地记得：我已不适应现实，现实好像是漂浮的。过去离我而去，未来难以展开，现实似乎不存在，我处在一种身非是我的状态。好像只剩下一副躯壳，“我”不翼而飞。但是，一切真的不翼而飞了吗？

事实是无意识的回忆充满了我，我被记忆缠身。我想起1985年。我站在街边，我要去藏北，同我站在路边的是一个女教师，我们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与毫无关系的交通警聊得不错。我们希望在交通警的协助下搭上一辆去藏北的卡车。女教师的丈夫在藏北那曲写作，据说那里已靠近无人区，有一批诗人、作家、艺术家在那里生活、写作。他们都熟悉梵高与高更，我也一样，所以到处乱跑，跑得越远越好。我们如愿以偿，坐上了卡车，黄昏时分，到了陌生的高原腹地。我们要去的是文化局。时至今日，在公共汽车站上，在人群之中，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曲地区文化局的样子，记得它坐落在镇北围栏牧场一带，有土黄色的围墙，院子空旷，像被围墙圈起的牧场。几排白铁皮屋顶的房子是办公区。我记得即使有围墙，由于地势的关系那几排铁皮房子在旷野上仍十分醒目，围墙根本挡不住它明亮的样子。就像我不久之后在小说中描述的那样：夜暮降临，我见到了一大屋子人，他们是诗人马丽华、吴雨初、嘉措，小说家李双焰(女教师的丈夫)，画家李发斌、音乐家黄绵景，后来遇难的《西藏文学》的田文。我不知道是否有马原，我至今没全部搞清当年那间屋子里的人。马丽华对我稍有印象，我们有过一次诗歌与信函的交往，其他概无交往。我在这群陌生的人中混吃混喝了三天，我沉默寡言。记得每次都是马丽华做饭，她还拿出新写的诗让我品评。她做的烤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看出她对诗人吴雨初尊敬并有着我无法言喻的某种默契。我喝酒，某些时刻，觉得心里发生了什么，似乎进入了小说的场景。吴雨初高挑，绿格西装，仔裤，副局长，讲述8天在马背上的经历，讲述死亡、荒原、可以使马陷入的草原的鼠洞。同为男人，他给我留下很深的不无敌意的印象。面对这样的男人，你很难没有敌意，敌意是对这个人真正的尊敬，同时也是对自身的尊敬。晚上，跳了一次舞，一次高原铁皮屋顶内的舞会。我的舞跳得不错，马丽华要我教她探戈。我还教了别人，和穿蝙蝠衫的田文跳了舞。我在大学里学会了简单的探戈步子，整齐，踢腿，但没有甩头动作，现在想想也还不算很傻。

三天之后，我独自回到拉萨。那年冬天我在任教学校的石头房子陷入了孤独，陷入了对那次旅行的回忆与重构。我趴在没有取暖设施的房间里，想象一个人重新去了藏北，想象着某种敌意与戏剧性。一个寒假，我写出了《蒙面之城》的前身《青铜时代》，一部不足三万字的中篇。那时的小说中已出现了马格、果丹、成岩，他们当然不是宁肯、马丽华、吴雨初，但的确存在着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人的任何一次表面经历(比如一次旅行)事实上都不过是内心经历的冰山的一角。有人轻视内心，而一个轻视内心生活的人显然是一个不完整的人，甚至是不幸的人，我见过许多这样不幸的人。那个中篇当然是失败的，原因是我用长篇小说的思维方式写了一部中篇，我点到但更多地绕过了许多重要场景，比如北京、秦岭、深圳，这些我都没有展开。1985年，我还没有写长篇的胆量和气度。我一直盯着中篇。那时候，整个八十年代是中篇的时代，时代像我一样也还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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