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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初识沈从文

收录:2010-7-15  作者:杨建民  来源:中华读书报  点击: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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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郁达夫正在北京大学任教,不过教的不是文学,而担任着政治、经济及史学系统计学讲师。郁达夫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拿到的是经济学学位,所以,这教的,应当是他的“专业”。之所以接受这个职务,也多半是为生计考虑。由于自己文学道途并非平坦,郁达夫对于正在这条小道上苦苦挣扎的青年,有着许多的理解,甚至——怜悯。接到沈从文这封求助函,他立即抽出时间,按照上面提供的地址,来到沙滩附近的银闸胡同,在一个由储煤间略加改造的小房间(沈从文为其命名“窄而霉小斋”)里,见到了颇为艰窘的沈从文。

这一天,由于郁达夫回家写有文章记述,所以时间基本清楚——1924年11月13(或12)日。当天北京风沙极大,在风沙中来回,郁达夫的眼睛居然被沙石扫得四周红圈,以致他在上课前,不得不从“高窗口在日光大风里把一双眼睛曝晒了许多时。”

北京的天气此时已很寒冷,郁达夫进屋后,见到的是一个极寒碜的形象:屋里没有必须的火炉,沈从文只穿着两件夹衣,用被子裹着两条腿在桌旁写着。看着沈从文这般瑟缩模样,郁达夫马上将自己的围巾解下,拍拍上面的雪花,带在沈从文身上……这一上午,他们说了许多话。主要是沈从文叙述,郁达夫做了一回忠实听众。(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郁达夫说:“我今天上你那公寓里来看了你那一副样子,觉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沈从文告诉郁达夫,他到北京来,主要是为了取得一个国立大学的头衔。在沈从文看来,只要能从国立大学毕业,至少以后的生计问题可以解决。沈从文还说到了自己的家庭,说是四五年间没有见到母亲和妹妹了,连她们的生死都无从知晓;他还说到了自己在北京的亲戚,曾担任过很高官职的熊希龄。当然,沈从文并没有想去求他的意思……从当时的情景看,沈从文对郁达夫是无保留地敞开着心扉。

时近中午,郁达夫便请沈从文到外面去吃饭。在附近一家小饭馆,两人吃了一餐饭,共花去一元七角多。郁达夫掏出一张五元的票子,付完账后,将剩余的三元多全给了沈从文。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趴在桌上哭了起来。这件事,沈从文记了一辈子。半个多世纪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访问沈从文,并记下了当时的情形:“沈从文先生对我说着这话时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

因为下午还有课,吃完饭后,郁达夫便坐车回学校了。一路上,冒着极大的风沙,想着沈从文这位文学青年的陈述,郁达夫真是感慨万千。平日里,如沈从文这样的文学青年,给他写信的人,很不少。这些人,大多贫困,只有一个文学的梦。而文学道路,又是那么狭窄。对他们,郁达夫除去同情,给他们一点微薄的经济帮助外,还真没有更多的法子。何况,他自己的经济力量,也极为有限。收入少是一方面,常常帮助他人,使他自己的生活也捉襟见肘。他到沈从文那里去的时候,自己也连一条棉裤也没有。自己一个大学讲师,生活尚且如此,联想到沈从文的生活前景,他真有无限的感慨需要抒发。当天晚上,在激愤之中,郁达夫写出了他的著名文字——《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对于为何要努力帮助文学青年,郁达夫这样说:“平素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因为想报答两位也是我素不认识而对于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过的朋友的厚恩起见,总尽我的力量帮助他们。”可郁达夫的经济情况呢?“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现在我的经济状态,比从前并没有什么宽裕……每月的教书钱,额面上虽则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十七块,但实际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块——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烟酒的帐,也要开销二十多块。”讲这些给沈从文,当然并非怕他来借钱,而是以自己一个有留学生资格,又在大学教书的身份的人的情况,来“证明目下的中国社会的不合理,以大学毕业的资格来糊口的你的那种见解的错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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