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诉我们,诗歌的文体成熟期大约在十年左右。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文体陷阱”的存在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基于臧克家将近百岁的高龄、以及他与内地诗歌艺术主潮所保持的深刻联系,可以说“世纪诗翁”已经成为百年新诗的一个缩影。从“臧克家现象”来分析中国新诗的“文体陷阱”,对于理解内地新诗发展历程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尝试。因为纵观臧克家一生的创作道路,显然存在一种思潮与文体互动的发展趋势。诗人始终自觉追随着社会思潮,并且有针对性地选择了相应的诗歌文体。他的审美意向,成为艺术创作自我调整的主要依据。审美意向的演化过程,导致臧克家拥有一个阶段性很明显的创作历程。
诗人的审美意向是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化的。臧克家早期抒情短章带有新格律体的艺术韵味(这个时期大约是1929年至1937年,为时八年左右),抗战初期的长篇叙事诗(这个时期大约是1937年至1942年,为时五年左右)和抗战后期的政治讽刺诗(这个时期大约是1942年到1949年,为时七年左右),更强化了写实的趋向。他的当代诗歌创作,则显然受到古典“意兴”的影响。如果说战乱时期诗歌文体的变化主要同时局有关,那么在建国后诗人艺术趣味的转移就主要取决于审美的情趣。这种审美意向表现为旧体诗创作的自发性和抒情的亲切感,并且由此出发,多少脱离了政治抒情诗艺术的制约。当代中国诗坛的文化氛围不同于现代之处,在于国家文艺政策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当这种约束力超过一定限度,就会限制新诗运动的自我调整。作为一位对社会思潮非常敏感并多次调整个人创作文体的诗人,尤其是在担任《诗刊》主编后,他显然意识到新诗运动自我调整的必要性。可是处事严谨的个性,又让臧克家欲语还休,在文艺政策方面表现得慎重异常。
臧克家的两句诗,可以代表这位老诗人的当代文体观念:第一句“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第二句“老来意兴忽颠倒,多写散文少写诗”。他说:“五四运动新诗闹革命,反对旧诗的封建内容、陈词滥调,把这种有着悠久历史传统、为历代人民所喜爱的形式也连带反对掉了。从此,弄成了新旧诗对立的一个局面。”(1)诗人的古典“意兴”,对自己的当代诗歌创作历程无疑具有深刻的影响。他的创作经验和教训,也会促使古典“意兴”构成诗歌审美情趣的重要内容。向旧诗学习,成为臧克家追求诗歌艺术经典化的途径。他在1978年,曾经这样表白:“总括起来看,解放以后,特别是这几年来,为赶政治任务,为朗诵,写下的一些急就章,在形式方面,由于激情的冲击,闸门是放大了。虽然从中还可以窥见一点原来个人风格的特点,但精炼性,深刻性显然是差多了。如何写重大题材而不流于泛;有激情而又能控制,大大发挥艺术的概括力,使它既大气磅礴,撼动人心,而又含炼有味,魅力引人,不至诗随境迁,这是十分困难的,个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作不到这一点。”(2)于是,从《忆向阳》开始,诗人转向了旧体诗创作。旧体诗不仅精巧,而且不必写“重大题材”,可以随意挥洒,用亲切的语调,自如地抒情表意。这个选择,还表现出诗人长期的苦恼。抗战以来几次变更诗体,虽然屡获好评,但是就艺术境界而言,确实出现了滑坡现象。诗歌文体并没有高下之分,却有一个大约十年左右的“成熟期”。诗人反复更换文体,自然是为了加大诗歌艺术的社会效益,而冒着降低艺术水准的风险。当年闻一多所传授的诗法,乃是千锤百炼之作。那种颇具古典“意兴”的抒情技巧,对于臧克家始终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他深知传统的价值,并且受到旧体诗艺术的有力吸引。
显而易见,臧克家的旧体诗创作,既考虑到提高个人的创作水平,也意识到当代诗坛的问题所在。作为有全国性影响的老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他历来不乏全局性眼光,也一向重视宣传毛泽东诗词和介绍古典诗歌艺术。他主张要辩证地看新诗和旧诗的长处和短处:“世间的事物,都是矛盾而又统一的。新诗,是潮流所趋,而旧体诗则是潜流,若断若续。全国解放以后,百花齐放,旧体诗作为一朵花也放出了新的色彩,与新诗争艳。《诗刊》创刊伊始,就为旧体诗留有一席之地。”(3)这些想法已经涉及到新诗运动的自我调整需求。兼顾传统与创新,本来就是新诗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在政治空气相当紧张的岁月中,旧体诗作为“诗余”,无疑会提供表现的便利。例如1973年5月,在丁香花纷落的家中,臧克家写下《抒怀寄故人》这首诗:“初夏小庭院,落花迎客香。把手相面久,呼名喜欲狂!少壮忽如昨,鬓发两苍苍。死生点旧雨,年岁较短长。清茶权当酒,情挚语芬芳。头白壮志在,相将奔康庄。”迥异于政治抒情诗的艺术情调,可以在诗中自然地得以表达。对于诗人自己,这当然也是相当满意的创作经验:句短情长,亲切有味。臧克家认为:“十几年来,有那么一股不良的诗风,那便是既长且空。”(4)诗人敏锐的美感,让他选择了新的抒情文体。就这样,抒情短章、长篇叙事诗、政治讽刺诗和旧体诗,不仅构成贯穿臧克家创作道路的文体发展脉络,还形成了一个近似环形的艺术创造轨迹。自幼喜爱唐诗宋词的文化记忆,青年时代第一部诗集《烙印》获得较高艺术成就的喜悦,都在暗示臧克家,新的变法对于全局、对于个人,都有可能带来新的机遇。他也许没有想到,旧体诗的巅峰同样难以一蹴而就,调和新诗与旧诗这两种差异极大的诗歌文体又是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