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之用”：王国维“学术独立”论辨析

一

“学术独立”论是王国维前期学术思想的核心之一，这也是他开一代学术风气的关键性命题。中国学人凡做学问，必面临一个问题:所做的学问是否有用?既而是有什么用?这里面隐含着的一个逻辑前提是无用的学问是不值得做的。这个“用”也是有特定含义的，那就是修身养性和经世治国，或者说是功名利禄。而王国维一接触康德、叔本华等西方学者的哲学便爱不释手，于是，他也不得不思考上述“当然”问题。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哲学论文也恰恰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论述的。首先，他试图说明“哲学非有害之学”，因为哲学“唯真理之是从”，而同倡导平等自由民权等“邪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废除哲学也并不能废除这些“法学、政治学之原理”，结论是哲学不可废。其次，哲学是顺应了人类的理性需要而确立的，因而有益。哲学能够帮助人认识宇宙人生，从而于人心有益。在这里，王国维认定哲学有两个互相关联的益处:一个是认识世界，即求真;一个是安慰人生。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为哲学辩护的论据也主要是从论述哲学的用处着眼的，但是，这种用处的成立并非全部以中国传统观念为本，而是更多地以西方哲学理论为根据。所以，这并不影响他对传统学术功利观念的批判。

王国维曾以中西比较的眼光指出:中国人是实际的、通俗的，而西方人是思辨的、科学的 ① ，作为中国人之“特质”的“实际”正是王国维认为要在学术上加以批判的。发表于1905年的论文《论近年之学术界》正是王国维对当时学术界只重“实际”的一次全面批判。他指出，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到两汉则有所停滞;宋代儒学调和了中国固有的思想和印度的思想，使思想由受动的时代“稍带能动之性质”，但此后义停滞了。而当时传入的西洋思想，就好比“第二之佛学”。可是，在王国维看来，此前中国所接受西方学术主要是“形下之学”。而自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开始，加上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论说，西方学术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然而，王国维并不满意这些人对待西方学术的态度，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以学术为手段，以政治为目的。介绍西方哲学的，兴趣在政治学与法学;介绍西方文学的，“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因此，他提出了在当时极富新意的观点:

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学术为手段而后可也。

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 ②

王国维论学术，最重哲学和艺术。所谓“学术独立”主要是就哲学和艺术而言的。他认为，“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二者均以真理为目的，哲学家发现真理，艺术家表现真理。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纯粹的哲学，也没有纯粹的艺术。因为，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家和艺术家，哲学家和诗人作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他说:

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

若夫忘哲学、美术之神圣，而以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 ③

于是，哲学、艺术等学术应当独立于政治和道德之外，前者不能作为后者的手段，而应该有自己的目的。这是王国维“学术独立”论的基本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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