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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建立学范——兼与张寅彭商榷

收录:2012-1-1  作者:刘凌  来源:《文艺理论研究》  点击: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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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范’这个学术论的元理论,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从未能进行过心平气和的讨论。在九十年代提出本课题,应该说有其充分的历史合理性。但讨论不得不从“五四”文化论争说起,又不能不令人有一丝迟滞的悲哀。

王元化先生《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一文第六节,提到“钱智修大概是最早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的人”。这是指钱氏发表于《东方杂志》第15卷第6号《功利主义与学术》一文。用历史主义的眼光审察,钱文可说是非利弊并存。呼吁学术独立,自有其合理性。他批评某些人把学术当作谋生、求职的手段;以为除工艺、化学外,“其他诸学皆可废”;废弃“高深之学”;以多数庸流“判定少数学间家之优劣”,“以事功家为学术之领袖”,均切中当日学界时弊,对其后的不良学风也有预警之力。与此同时,也应承认,钱文也表现出有落后于时代之处,在学理上也不够圆赅。诸如,以反功利主义为由,全盘否定“富国强兵之说”和“格致实学之说”,以及“多数赞烦革命之心理”,认为“教育普及”和“廉价出版物”一定会“无益学术”;把“坊肆诲淫诲盗之书”归咎于功利主义;认为学术乃是“贵族的而非平民的”;以为“以最大多数说为万事之标准”会“绝圣弃智”,就均十分偏颇而难以服人。对不良学风,他归之于“个人意或之谬误”,而无视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也毫未触及病根。因此之故,其“吾敢谓功利主义二去,则学术必无精进之望”的结论,也就很难立稳、令人首肯。我个人认为,钱文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文化史的价值,更在于其针贬月偏颇,均在当今学术界继续着。

如果仅从学理的角度来看,钱文的不足在于未能紧紧抓住“以学术为学术之目的(即所谓“为学术而学术”一一引者)展开论证。学术研究,是以逻辑形式探讨、表述真理的智力创新。其具体操作,需要一种冷静、客观的心态,摆脱客观干扰和主观偏执,排斥急功近利。这就赋于它超脱现实的所谓“纯学术”特征。由于学术研究主要是根据思想资料展开概念运动,提出命题、原理,就往往使人误以为学术是一种自满自足的智力游戏但这是一种虚假的意识。恩格斯在《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中,在谈及“以虚假的意识”完成意识形态过程时,曾指出:“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他们“始终停留在纯粹思辩的范围之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下第501页)。在这种意义上,学术是属于精神超越的思辩理性。求知的乐趣,是学者明显意识到的学术动机。这大约也就是钱智修所谓“大都在其学本体,实有可好之处之故”。但究其实,在学者的这种“好之”的直接动机之后,又往往埋伏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功利目的。从社会文化总体看,学术研究的内容、方法和深广度,也要受到社会历史需求和时代认识能力等条件的制约。这就又使学术不能与工具理性隔绝。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的学术,每一位忠于学术的学者,虽然可以有所偏重,却不可走向极端:凡事均有个度,而不可太过。钱智修把功利主义视为西方传入的祸害,但功利主义在西方有许多学派,其是非功过也难一言断定。总的来看,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均各有强调,也有主张互补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形而上学》)。而弗·培根不以为然,他认为:“科学的真正合法的目标,就只是给人类生活提供新的发现和力量”(《新工具》)。怀特海则说:“‘纯粹知识’的概念,是我们应当从我们心灵中去除的一个高度的抽象。知识总是伴随着情绪和动机的附产品。”(《观念的历程》)阿奎那《神学大全》则承认“实践理智”和“思辩理智”的并存,并把知识区分为“实践的”、“思辩的”和二者兼顾的。至于中国现代社会初期的学术,较多地选择了功利主义,也自有其现实合理性。当整个民族面临生死存亡重大决择的时候,倾向于工具理性是很自然的,虽然我们不能原谅其极端化的偏颇。在这一意义上,钱文指责当时学术联系“穿衣吃饭之目的”,又未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大陆解放后,功利主义极端的思维定势,因复杂的社会条件而继续作祟,就越来越准以原谅。但张寅彭《工具理性、忧患意识与学术研究—读王元化《清园论学集》(《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6期)一文,笼而统之地称“功利主义的方法论,实是本世纪找害我国学术发达的最为致命之因”,也未免有欠公允。如果剔除“功利主义”的学术,中国现代学术史是否还能存在?依我愚见,所谓“纯学术”、“为学术而学术”,不能理解为隔绝“政治”、“思想”和“功利”;而只能理解为,捍卫学术的相对独立性,抵制非学术的外来干扰,摒弃急功近利的狭隘心态和以学术谋私的动机,树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学术忠诚、勇气和坦荡、宽阔胸怀。这就是应该确立的“学范”。在这个前提下,广大学者可就性分所近,选择、形成多样化的治学方法和风格,而不可定于一尊。至于离“功利”、“政治”、“思想”近一点还是远一点,完全可以各取所好。只要坚持上述学范,勤奋努力,方法科学,也都可能做出成绩。从世界潮流来看,社会科学正在增强应用性,向社会工程转化,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处于社会变革、实现“四化”的当代中国,对此也有强烈的社会需求。如果象张先生那样绝对排斥功利主义,中国学术能有他所预期的繁荣吗?当然,富裕、文明的进步社会,也将会更加容纳那种致力于精神超越、价值理性的“纯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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