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小说难度”成为一个问题

在知性上走偏锋，以能立竿见影的实用来做取舍，知性也就萎缩成了小知性。他们也注重“拿来”，“拿来”的却是“技艺”。他们只是从艺术方法学习和掌握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而忽略产生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方式，他们自己实现不了现代精神主体的转化，体现在创作中则如同李静所说，不能化作自我意识——作品的真正灵魂。

他们生活在喧哗的闹市，俯仰于“高雅”的小圈子，出入于各种热闹的沙龙，沉溺于各种（包括各种意识形态）遮蔽而无所警觉，对变革中动荡中的社会真实精神真实所知不多，感受不深。他们知性的触角越来越迟钝。

更重要的，他们失去了单纯求知的欲望和激情。一些作家有创作的欲望，而没有求知的自觉。作家应是一个学人，对学习人类文明和知识要始终保持一股浓厚的热情。关心民族和人类命运扎根于作家心灵深处。许多知识对创作好像不沾边，对作家来说是无用之用。当然不是在现代条件下要求作家像个布袋尽装各类知识，而是作为一个作家，对世界最重要的思想精神的相关态势（知识），应当熟悉和了解。它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读书。不少作家不读社科书，不去了解最新社科成果，连同行的文学书也懒得看（充其量会看圈子内哥们的书）。当然有人会反问：我有这个义务吗？如果站在增强主体意识——主体精神建构角度，读书——求知就不会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乐趣。求知是件快乐的事情。

知性的萎缩和欠缺，必然导致社会责任感的降低，主体意识的弱化。燃起知性的热情，增强知性，是克服小说难度的重要一环。

2006年诺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回答“写作这样一部具备丰富细节的历史小说，你都做了哪些功课”的提问说：“我花了六年时间。当然，我用了大量的时间读书，观看各种美术作品，但我不觉得那是调查研究，我乐在其中，非常享受。”（关于《我的名字叫红》答读者问，载《文学报》第1687期）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与他对小说难度的充分认识的同时，他与写作并列的、比较纯粹的求知态度和生活态度。显然，他不是抱着创作小说的急切功利来看书的，而是把求知当作快乐生活的组成。这不但是一种种创作态度，更是一种生活境界。但是，他是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作品富有思想，他的快乐，他的享受性的读书是围绕他写作的主轴展开的，因而，他终于抵达了“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这一峰峦，他的独创性也由此显现。这也是一个真正作家以健全知性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写作难度的一个实例。

真正的作家要给自己的创作设立难度，这种难度不是在艺术层面，而是在思想层面、求知层面，甚至也在生活层面。作家用大量的时间读书，就是用大量的时间求知，强化自己的知性意识。同时积极参与社会的公共事务，关注公共话题。在此基础上，感受和理解能力得到提升，作家自然而然就能意识到时代的精神命题，自己创作应该着力克服的难度，也就是自己对自己产生期待。自然他也能快乐地从批评界学术界思想界汲取营养，聆听期待。这些都能尽收眼底，化作自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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