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小说难度”成为一个问题

这种看法有的放矢，视野开阔，明朗，准确，到位。联系邵燕君从“放弃难度的写作”、“放弃自我的写作”和“放弃复杂的写作”为切入点批评过《生死疲劳》《兄弟》《第九个寡妇》等相关作品，她的这一认知对我们文学有切实的把握而富有说服力。就是说，在变化的时代思想和文学的整个背景下，她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已上升到既从宏观也从微观破解小说的难度，既说出当下我们文学的总体水平，也把准了作家的创作状况。

我以为，作家评论家逼近了问题的内核，有了共识。这是令人振奋的。

三

在作家“绕”的后面，我们能感觉其聪明和智慧，也察觉其思想和精神的疲软。中国当代作家有“先天不足”，更有“后天失调”。产生“先天不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不是在一个良好精神生态的时代环境中成长；“后天失调”则经过努力可以弥补，这就要认真对待了。一些作家甘于沉沦，已沦为精神侏儒，可又要显示空前振作独占鳌头的姿态，一些同样以大家自况的评论家也帮着营造“文学高峰”，这就掩盖了真正的大难度——中国文学的危机。

其实，敏锐的评论家早就直击这个问题（如夏中义评余华，李建军评陈忠实，李静评王安忆和贾平凹；雷达提出“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等）。再举个具体的例子。在《对〈生死疲劳〉批评的回应》（《文学报》第1683期）一文中，莫言从各个层面探讨小说难度问题。一是《尤利西斯》的阅读难度与写作的难度正相反；二是写得艰难不等于小说的难度；三是内容的敏感与意识形态产生冲突所构成的难度；社会历史意义上的价值与文学意义上的价值的不同步（相分离）的问题。这也是莫言对小说难度的回答。他明确地认识到有难度的小说是长篇小说的尊严。应该说，莫言的思考是严肃的、深入的，属于文学本体的。

现在严肃的作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问题已明确化了。

我觉得，上述鬼子的认知尚有悖谬之处。一是他认为“中国小说的难度不在作家”；二是他注意到了作家的“绕”，但在阐述时却从创作艺术方法角度去破解（所谓追求小说越纯粹越好，越简单越好），还是绕开了大难度。幸好邵燕君一席对谈把小说的“小难度”提升到“大难度”来思索。中国小说的难度说到底是要靠作家去感悟与把握，写什么、怎样写，作家从来是第一位的，两者的各有侧重或结合，除了作家自己，别人无可替代，所以中国小说的难度仍在作家。

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下，有社会责任感、有开阔视野的评论家多从社会意义着眼，每每对作品能出示尖锐的批评意见，如逃避现实，缺乏批判精神，现在进而判断“我们文学界的思想水准比学术界可能落后十年、二十年……作家以为自己观念很新，其实反而显得特别陈旧”；相比之下，作家就缺乏这种深刻的认知，庄重者往往侧重考虑文学意义，随顺者往往考虑作品之外的功利，如此谈“小说的难度”，自然避开“时代最重要的、最深重的东西”。也就是说，作家的认知平庸化了表面化了，对作品对文学现象的判断也往往似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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