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小说难度”成为一个问题

可是我总感觉，在不短的时间，大家的兴致似乎集中在作家个人的创作难度上，而有意无意忽略了这个带整体性社会性的某种倾向，就是说，大家似乎都抓住了“小说难度”，谈得很具体很深入很个人化，但跟社会对文学的期望相比，似乎都回避了与作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而且影响创作，进而影响整个文学界水平的真正的难度。就是写“反常”吧，也只是停留于现象，而不能深入，或继续操作如“国民性批判”等陈旧熟悉的表现方式来描写今天的现实。换言之，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其实是一些小说难度的“战术”“技术”问题，“用”的问题，低层次的问题，小难度，甚至可称为伪问题。比如，对某个重量级作家创作的研讨，某些重量级评论家不遗余力进行过度阐释和张扬，从其阵势，总是着眼于与世界文学进程的接轨，甚至拔高并充分阐述其作品的“后现代”意味（好像进入了社会公共空间）；或帮助作家自圆其说，对其新作大肆宣染和溢美，以猎取“第一阐释”之功。当然也谈了“不足”，谈了这些具体作家具体的“创作难度”，但捍卫的意味是明显的。当然，他们也谈难度。某些作家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的写作已抵达中国文学的高峰，能与世界级水平相比肩。但他们谈的难度其实多集中在技术层面上，小精神格局上。如此合谋，造成了掩盖“大难度”的虚幻。

显然，这种作家评论家的高度默契（我宁可看作合谋），回避了具体作家与社会思潮、社会精神状况内在关系，也回避了作为批评家对社会思潮、社会精神状况勘探的自觉担当，回避了作家的思想精神资源，因而是浮泛的，炒作效用大于真正的启示，对具体作家和整个创作界没有太多的警醒作用。停留于这个层次的研讨不在少数。喧哗热闹的文坛含藏着深刻的危机。

这种情况已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如前一阵“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引起了一些作家的激烈反弹和各自解读，在我看来，这实在是沉闷之局的一个爆发。不管怎样说，文学还是被触动了。一个新的例证是，在“广西作家走进北京大学”活动中，作家和评论家对“当代小说的难度”进行了探讨（《南方文坛》2006年第五期），更是逼近了这个问题的内核。

“广西作家走进北京大学”座谈会上，作家鬼子说，（小说难度）“在中国其实有个现实问题，大家都不说。中国小说的难度不在作家……但作家过于智慧，在创作上就会出现‘绕’”，“反映在文学作品里，却表现为伤害了作品的力度……我现在着力追求小说越纯粹越好，越简单越好。只要抓住小说最准确的要下刀的地方，尽可能做到一针见血、一刀命中，这是难度。”这里，他道出了当下普遍性的中国作家真实的精神处境和创作状态，既说出了当下普遍存在的作家“绕”的问题，也说出了他自己解决难度的思想艺术方法。

尽管这次座谈会有几个评论家的对谈也同样存在“绕”，或者说尚未真切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也不认同鬼子的某种看法，但他说出了“小说难度”的新意，即大难度，把作家的“体”——增强主体意识给提出来了。

更值得正视的是，评论家如邵燕君，她没有“绕”，她既从作家角度更从社会层面直击这个“大难度”：“在80年代作家和思想界是相通的，现在二者却是分离的。现在我们文学界的思想水准比学术界可能落后十年、二十年……作家以为自己观念很新，其实反而显得特别陈旧。我觉得文学应该是根植于一个具体的时代的，文学对时代的超越必须是穿越时代，而不是悬空于时代。作品应该抓住时代最重要的、最深重的东西……将‘写什么’和‘怎么写’重新结合起来，将知识分子意识和作家特殊才能真正统一起来。但是，现在是作家两方面者匮乏，要不就是一方面完全瘫痪。这构成了当代创作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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