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小说难度”成为一个问题

一

小说写作是精神跋涉，它的难度是跟写作相伴始终的。从直接意义上，如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写作者就有一千个难度；从间接意义上，一个写作者很可能遭遇（感受）到多个或多重难度。难度是什么，它对每个写作的人有着不同的答案。当代文学研究者，对小说难度又会有不同的认知，或者说不同的期待。就是对同一个作者，由于生活阅历、生活感受和精神视野的发生变化，在不同时间段，对难度也会有不同的感悟。难度对于一个小说作者，是个“无穷动”的问题。

在最基本层面，小说的难度，就是作者创作想要抵达的目标（这既有思想层面也有艺术层面）所面临的必须克服的障碍，犹如他面前的一座“山”，“山”就是难度。只要进入写作，作者便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这个问题的某个方面），否则他就难以继续创作。所以难度也是动力，甚至是魅力。显然，对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山”。“山”有高低之分，更有隐显之分。有的方面作者意识到了，有的则未必。

然而，对于一个时代和社会，又有代表思想面貌精神高度的“山”；作家虽然写的是个别，单个，一隅，某个层面，但真正的创作、想有所作为的创作、重量级的创作离不开对社会公共话题、对时代社会一般精神状态的关注。它构成文学的灵魂，是文学神圣的最大理由。真正的创作必定会切入这些层面，在这些层面直接间接的影响下确立自己的主题，有意识地给自己设置难度。这是作家成熟的体现。

不过，作家之于社会公共话题——时代的、社会的、也是人类的精神命题，尤其在我们置身其中的语境，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往往是交臂而过，许多作家并没有切肤之痛，他们看重与自己功利息息相关的层面，沿随顺创作、主动适应市场创作一路滑行。这就说明许多创作已经疏离了公共意识。许多作家智慧和活力非凡，一不小心就出了一本书，有的也有一定的质量，市场（社会）不乏为之叫好的鼓噪之声，津津乐道一些小难度，甚至不是难度的“难度”，此情此景已经习以为常。这正是当今的文学现实。

我们也看到，对此质疑，认为不正常的呼声也与日俱增，这也是社会良知、文坛活力的体现。此种情况又恰恰说明了真正小说难度的客观存在，是一个应该引起正视的问题。

二

“小说难度”已成为作家评论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已成为近年文学界思想界的一个热点和焦点，它蕴含了诸多社会性的现实命题与精神命题，它已社会化了，成了一个社会的公共话题，蕴含极大的社会信息。当然也突显当下小说创作与社会对它的期待相脱节这一现实，它又正好印证了业已存在并亟待解决的“小说难度”问题。它超出了作家个人或小圈子思考的范畴，每个作家每个文学研究者都在它的辐射之内。

实际上这个问题，如对贾平凹、李锐、余华、王安忆等众多知名作家新作的研讨，是从研讨具体作家的创作而逐步深入并突显的，“小说难度”逐渐浮出水面。我们进而看到，近年如“作家批判”说、“窄门”说、“瓶颈”说，“缺少”说，甚至“思想界炮轰文学界”，“文学创作症候分析”，都是从不同层面逼近这个问题，终于归纳为小说难度以及对难度的认知——一种带普遍性的创作症候。

以描述时代和民族情感灵魂的严肃文学不可能被边缘化，它从来就是人类情感、文明进程的重要载体和见证。所以，从文学的发展，时代社会的精神氛围，真正的作家、真正的文学研究者，应该感觉到小说的真正难度是什么，这种“难度”进入了公共空间，既是作家个人的，文坛的，也是社会的。我称之为大难度。“小说难度”问题的讨论应该围绕这个“大难度”主轴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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