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与农民的史诗》序

过去，在我印象中谭元亨一直是一位多产的长篇小说家。后来，他考入武汉大学作家班学习，我们有了共同切磋学问的机会，对他了解有所加深，但仍然保留着小说家的印象。他的创作力惊人，常常过不了多久，就有一本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送到你面前，使你惊讶，也使你叹服。

毕业离校前，他告诉我，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中国文化史方面的学术著作。我在欣喜之余也颇为诧异：两年的高校氛围，真能酿造出攻克这高难度学术课题的勃勃雄心？去年他回到母校，真的带着刚问世的3万言大著：《中国文化史观》来到我面前，使我大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之感。这是他经过8年砥砺，一边继续着小说创作，一边奋力完成的学术著作，一本受到我国史学界权威吴于廑教授热情赞许，称它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试图从宏观上、科学地系统地对中国整体历史进行反思，尤其是对中国史观发展与演变过程进行揭示和评价的著作”。当我读完这部材料丰实、思考缜密、富于创见的学术著作时，脑海中自然就完整地树立起一个学者型作家或者确切点说是作家型学者的印象。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这部新著《土地与农民的史诗》是谭元亨近年的又一个研究成果。我有幸在它出版前读到它的全部书稿。他的研究，引起我浓烈的兴趣。如果说《中国文化史观》是谭元亨带着现实生活感受和创作体验向历史深处走去，那么这部《土地与农民的史诗》则是他从历史深处向着今天的现实生活和创作情态走来。正是这种从现实到历史，从历史到现实的往返穿梭，形成了他的创作研究的不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谭元亨不是专门从事农民生活领域创作的小说家，但由于他对中国文化历史及其观念演变的系统把握，使他深深理解农民与土地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的重大意义。周立波农村小说的成就在当代文学史早有重要影响，周健明在新时期的佳作也曾受到赞誉。谭元亨曾在湖湘生活多年，与周立波、周健明的散发着湖南茶子花香的小说神交已久，但看来，他选择这两位父子作家的创作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还不在于乡音乡情的熟悉，而且在他看来，这两位作家的关系已超出了父与子的意义，这是两代作家，他们的小说先后所触及、所描写的那些祖祖辈辈把命运与土地紧紧相连的人群，恰恰为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的农民从四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生活步履，生存方式以及精神特征的变异，一句话，就是为认识中国农民的当代性，提供了一个相当完整意义的历史过程和艺术系统。

在中国文学发展中，农民与土地问题一直吸引着无数作家深情的目光，牵动着无数作家丰富的心灵。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留给人们的诱惑和思索实在太多了。然而，中国农民却不完全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每一代作家的有价值贡献正是在于能够确切地认清并描绘出他那一代的农民生存方式和精神特征，所以我们的文学画廊才有李逵、才有阿Q、闰土、才有老通宝、才有杨白劳、喜儿等等这些具有永恒生命光彩的不朽形象。那么，中国农民到了当代社会他们又会有怎样的独特命运？这不仅是创作界，同时也是理论界时时在探索着的问题。按照阶级的定义，它是个必然要衰亡，必然要被取代的阶级。可是，按照今天的实践来看，它似乎又呈现着一种特殊的新素质。这些在农田上沿袭旧有耕作方式和生存方式循环往复了一代又一代的小生产者，到了20世纪中叶，历史却为他们提供了与小生产方式逐步分离的可能性。土地，在他们命运中也逐步建立起新的意义，“当代”，对这一代农民来说，已不单纯是时间上的含意，而且具有着历史转型的复杂含意。因此，探讨和辨析中国农民的当代性无疑要成为一个崭新的课题。作为一名作家，谭元亨对创作上这种新难度也许早有领悟，而作为一名作家，他更加清醒懂得，要科学阐明这种历史形成的新现象所应具有的理论识见。我想也许正是这点，才使他有如此大的兴趣又那么精细地钻研着这两位父子作家的创作，并从中发掘许多发人深省的启示，阐发自己新颖独到的深刻理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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