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深沉浩荡的河流

时光并非如爱因斯坦定夺的那样不可超越，当我捧读李瑛的新时期诗选《河流穿过历史》时，当我徜佯其间被其极富青春活力的诗行打动时，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我一边读他的诗，一边回想与他交往、和他谈诗的种种情状，内心里升起一种由衷的敬意。在我心目中，李瑛算得上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诗人，在这个需要纯净的诗来陶冶人们心灵的时代，他的诗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他诗中所浸润的道德感、责任感，他诗中所表现出的诗人的良知和本分，足以让整个喧哗的世界静默。我的第一直觉是：只有这样的诗才能进入读者心灵深处，才能进入文明历史的永恒层面。

读着他的《河流穿过历史》，我能感觉到李瑛诗里所洋溢着的理想与情怀，这种理想与情怀，是与他精湛的诗的技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因此才能深深地打动我。他诗中纷繁的意象、隐喻以及纯粹之美，让人过目之后就很难忘怀。他诗歌语言的纯粹性，与其细腻而深沉的情感相映衬，频频跃动于诗里行间，从中不仅能探测到时代的脉搏，也能探究出他诗品和人格形成的轨迹。

读了他的《河流穿过历史》，能看出李瑛深厚的诗的素养和美学根基。他的诗，能让人直接化解一些诗歌理论上尚未解决的疑虑。可以说，是他的诗，使我在诗歌创作中，得以成长和进步。甚至也可以说，军队有不少诗人都是在李瑛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即便在诗歌“沉寂却喧嚣”的“文革”时期，作为“硕果仅存”的几个诗人之一，他的诗也卓然独立着、依然充盈着俊朗的诗意和柔美的诗情。他不仅使军旅新诗突现出少有的纯粹性，而且避开了繁冗和不洗练的弊端。我和诗友们曾私下议及李瑛的诗，发现在他的诗里，几乎找不到标语口号式的东西，这在当时是需要些勇气和胆魄的。说明了他在当时情境下不随波逐流、不趋势跟风的诗人品性和人格。当时，他的诗集《红花满山》，几乎成了军旅诗的圭臬、成了我们暗中效仿的模本。他诗中所特有的那种沁人心脾的节奏感和韵律美，曾让我们苦苦求索却难得其鹄。尽管他也难以避开当时环境的压力，但他仍保持着一个正直的诗人对时代和人民的使命感，保持着一个诗人正直的灵魂……

记得“文革”后期，我曾借调在他任职的杂志社工作过一段时间，朝夕相处之间，深得其教益与熏染。他的儒雅又不乏军人豪迈的谈吐、他的深沉又不失天真的举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班车上、在楼道里，每议及时局，他表现出的忧心忡忡的神情，以及作为诗人和军人的他、夹在双重身份间的矛盾心态。这从他《一月的哀思》里，可得到验证。

记得1979年在边境作战前线，李瑛和诗人公刘结伴在部队采访，那种履险而不惊的镇定与勇毅，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我当时就想，只有经历过战争考验的诗人才能具备那样的气质。后来他任总政文化部长，在主管全军文化工作的大捭大阖中，却没什么官气，依然保留着诗人的本色和风仪。

作为军中的歌者，李瑛忠于他生活的时代、忠于他置身其间的军队。当然，也忠于他立足的那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在写诗的道路上，他有些卓而不群，他总是以他独有的语言方式、独有的情感体验，来实践他自己对诗的诺言：“用血里的铁锻打钉子/用骨头里的磷点燃油盏/用钉子和油盏/建造诗歌……”。

如同一棵卓然而立的临风高树，李瑛也曾在诗里袒露过自己的心迹：“我骄傲，我是一棵树……”。由此也可以看出，李瑛很善于将生动的形象、浓郁的诗情和深刻的哲理，巧妙地结合在诗里。他出手的东西，总是那样精美瑰丽、那样富于旋律美和节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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