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大作与《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四大奇书之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典范。它对后世的影响,不仅是文学的,而且是政治的,军事的,伦理的;影响的范围不仅是在国内,而且遍及海外。尤其是在日本,《三国演义》的影响几乎超越了中国任何一部其他的小说。池田大作对于《三国演义》的爱好是发自肺腑的,也是十分久远的,所以,他在同金庸对话中,对《三国演义》这部古典小说作了全方位的讨论,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池田大作的文学观、道德观以及历史观,同时,也可体会到具有深厚民族文化传统的池田大作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方面具有怎样广阔高远的胸怀。

一

三国故事目前能见到的本子是元朝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明初罗贯中将此平话加以改编,写成一本雅俗共赏的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此后平话湮没,各种以罗本为基础的刊本纷纷出现。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毛宗岗出来,以罗本为基础,改正内容,辨正史事,整理回目,改为对偶,增删诗文,削除论赞,变成一个新的本子,这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一百二十回本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传入日本的时间是很早的,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本子《全相三国志平话》就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中。1689年即日元禄二年清康熙二十八年,日本出版了全五十一册的《通俗三国志》。据日本学者分析,由于《通俗三国志》写中国三国时代魏蜀吴之间争雄征战的区域几倍于日本的国土,其间豪杰并起,猛士如云,这是日本的军记物语望尘莫及的。且书中所展现的权谋术数、奇想天来,也令读者心惊胆寒;而描写的方法又多夸张,气势壮观宏大,笔墨纵横而又融贯缜密,使得读者不能不为之血涌肉跃,拍案称绝。因而三国故事在日本迅速流行开来,同禅诗一样成为影响日本文化的一种重要的文学经典。

应该说真正将《三国演义》日本本土化的是现代作家吉川英治。吉川英治是日本现代著名的通俗文学作家,在日本有着十分广泛的读者,被日本文化界称之为日本的民众作家,池田大作对吉川英治充满敬意,曾经和人出版过关于吉川英治的对话集《吉川英治:人和世界》,也曾写过一首题为《如同富士山一样》的缅怀吉川英治的诗歌。在同金庸对话时,池田大作还把吉川英治同金庸相提并论,称赞他们都是为民众的作家。吉川英治用现代日语翻写《三国演义》,这就是现代日本流行的版本《三国志》。《三国志》不仅在语言上完全日本本土化,而且在小说表达的精神和主题上也加入了具有日本民族心理特色的新的素质,因而在日本民众中广受欢迎,流传甚广。学界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有的日本汉学家称其为“令在中国流行的《三国演义》的趣味性得以复活,且配合现今时代人们的作品”,也有的中国学者评论说“吉川先生所创作的《三国志》和《水浒传》是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脱胎换骨而取得极大成功的。正所谓见仁见智,在灵活地塑造出叛逆精神和义侠精神这两点上,吉川先生表现出十分成功的手法,不单只刻画出诸葛亮和一百零八将的形象,甚至可以说有助于对个人的启发。”池田大作也说:“在日本,说到《三国演义》的话,指的就是吉川的《三国志》,它就是这样深受爱戴。当时我们一班追随户田城圣的青年们成立一个学习会,就是以吉川先生的《三国志》为教材的。”池田大作还深情地回忆道:“到底还是苦心孤诣于创作的文豪才可能有如此洞彻的视点。我的恩师户田先生也正是运用《三国演义》使我们有机会成长与获得启发。指导者论、人间观、历史观——它们一个一个都是我们不可取代的青春的财富。特别是在孔明与刘备所代表的王道与曹操的霸道相争的对比之中,恩师曾说过:‘诸葛亮、刘玄德是理想主义者,《三国演义》中,曹操宛如现实主义者,有一种非要打败他们那些理想主义的悲哀。’他的话语铿锵有力,至今犹在耳边回响。”在评论《三国演义》时,池田大作还经常将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和《三国演义》进行比较式的联系。如谈到曹操这个人物的塑造时,池田大作认为《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出发点有所不同。“曹操这个人物,在《三国演义》中是作为恶的权力化人物而登场的。在吉川的《三国志》中,则没有忘记写出他珍惜人才,爱慕英雄的一面。例如说,他对关羽的那种特别爱惜之情的十分执著就是这一方面的象征。除了写出他的深情厚意,也描写了一个极有魅力的人物。”所以,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而在吉川英治的《三国志》中,曹操却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英雄。另外,《三国演义》十分重视写人物的重义,但池田大作也注意到了吉川英治的《三国志》一开始曾特地强调了刘备乃是一名孝子,说明《三国志》的孝道的分量还是很重的。这些比较分析是颇有意味的,能给人以启发,也由此可见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对池田大作的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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