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文学与中国宋元美术

1999年，正当日本举国上下都忙于举办纪念川端康成百年诞辰活动时，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川端的大量创作笔记、手册、日记、书信以及未完成的小说遗稿在其宅邸被发现，成为日本文坛一个轰动性的事件。在新发现的资料中，有一篇题为《源氏物语与芭蕉》的演讲记录，是昭和45年(1970)川端在台北市召开的亚洲作家会议上的发言。这篇演讲稿虽然并没有直接谈审美，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反映出川端的艺术审美倾向。演讲的题目由日本古典文学巨著①和著名俳人的名字②构成，但演讲内容却有一半篇幅是对美术作品以及川端本人美术收藏的评说。从通篇提到的具体人名来看，日本共五人，其中紫氏部、芭蕉是文学家，大雅、雪舟是画家，芜村则是俳句诗人兼画家；中国共七人——牧溪、梁楷、夏圭、王维、李渔、杜甫、白乐天(其中王维也是诗歌和绘画领域的双栖人物)；另有西洋一人，即达·芬奇。这些名字中，文学家和画家几乎各占一半，在一次文学演讲中提到如此众多的画家的确非同一般。不仅如此，作为一个日本作家，在演讲所论及的全部艺术家中，中国人超过了半数，这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演讲中提到的牧溪和梁楷都是受到川端盛赞的中国宋元画家。梁楷与禅僧交游甚广，画作以减笔泼墨人物最为出色。川端一直想要收藏他的作品却最终未果。梁楷的《出山释迦》、《雪山绘》和《李白吟行图》，对川端来说“都是非常喜爱的”，“战后这些画从大名的家里拿出来卖，我并不是买不起，但最终没买，真是遗憾之至”。言辞间流露出无尽的遗憾和惋惜。在川端看来，梁楷的绘画是“在精神上具有相当高度的作品，这样的作品终究是日本人无法企及的”。(川端康成，《源氏物语与芭蕉》：59)川端历来以言辞暧昧、行为谨慎著称，但却以极其明晰的态度给予一个中国古代画家如此之高的评价，实不多见。

在这篇演讲中，川端发表了这样一大段议论：

我来到台北怀着一个很大的期待，就是可以在故宫博物馆观赏古代的中国美术。中国古代美术确实是庄严而崇高的。从我的感觉上来说，它已深深地浸透到我的身体里，给我颤栗般的感动。能给人以这种感觉的美术，在西方仅有列奥纳多·达·芬奇一人。而在中国古代的铜器、绘画等当中却有无数。

我是美术爱好者，在日本，最想得到的是中国宋、元时代的山水画，日本的是藤原或平安时代(也可以说是王朝时期)的佛像画。(川端康成，《源氏物语与芭蕉》：58-59)

在多如繁星的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为什么川端惟独把宋元绘画看作是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这其中存在着丰富多样而又相互交织的复杂因素。

宋代绘画在中国漫长的美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郑振铎将宋代绘画与希腊雕刻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相提并论，指出：“论述中国绘画史的，必当以宋这个光荣的时代为中心。”(郑振铎：序言)

在中国绘画史上，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转折都是在北宋肇始的。它们全面影响了中国画以后的发展轨迹。这几大重要的转折是：在内在的审美意趣上，是从雄迈开张的盛唐尚武之音转向“郁郁乎文哉”的宋人审美理想；在题材上，是从鞍马人物转向山水花鸟；在表现语式上，是从工笔重彩转向水墨浅绛；而最显著、最重要的绘画现象则是文人画的崛起。文人画在元代达到鼎盛，并从此在中国画坛一枝独秀。(潘公凯等：126)

当然，自北宋而南宋直至元代，中国绘画的发展绝非一成不变，而是消长变化、各具特色。譬如同为山水画，北宋的巍峨阔大与南宋的缥缈绵远迥异，宋画与元画也有极大的差异，但是统而观之，川端之所以独好宋元时代的山水画，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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