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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丽塔》:中国作家的误读

收录:2011-12-19  作者:樊星  来源:网络搜集  点击: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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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不同的创作风格的中国作家从《洛丽塔》得出的启迪也很不一样。这一现象本身就昭示了《洛丽塔》的丰富性。

《洛丽塔》与欲望叙事

首先值得注意的,也许是《洛丽塔》的“私人性”(因此也必然具有色情性)。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大潮必然导致了欲望的解放。在摆脱了“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枷锁以后,文学回归了表现人性的传统。如果说1980年代初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那样的爱情故事表现的是人性的美好与感伤,那么,卢勇祥的《黑玫瑰》那样的“伤痕文学”和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样的“反思文学”则在控诉了黑暗政治扭曲人性的残暴的同时,也披露了人性的脆弱,并以比较大胆的笔触触及了欲望的主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1985年发表以后曾经引发了一场关于“性文学”的争鸣。这场争鸣的结果是不少作家纷纷涉足“性文学”的创作——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岗上的世纪》、铁凝的《棉花垛》、《玫瑰门》、刘恒的《伏羲伏羲》、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莫言的《金发婴儿》……都是刻画性蒙昧、性放纵、性压抑直至乱伦的名篇。这些作品集中发表于1986到1988年两年间,正好与理论界的“弗洛伊德热”、报告文学中反映性观念变化的作品纷纷问世(如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麦天枢的《爱河横流》、戴晴的《性“开放”女子》等等)同时,与英国作家D.H.劳伦斯(Lawrence)《查太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亦译《恰特里夫人的情人》)中译本在1986年底的一度被查禁(也因此而得到更迅速的流传,并最终重新公开出版),共同折射出那个躁动年代的精神特质:思想开放、观念巨变、激情汹涌、欲望膨胀。在这样的背景和心态下,《洛丽塔》的四个中译本在1989年出版,就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解剖人性,而且是通过对情欲和性心理的刻画去揭示情的困惑、性的神秘、欲望的不由自主、命运的变幻莫测,已经成为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先锋小说”、“女性文学”、“新写实小说”、“新生代小说”等等热潮都在这里不期而遇。

同样是“性文学”,比起《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洛丽塔》显然少了那么一层浪漫的色彩,而多了一些罪感。纳博科夫虽然在小说中十分深入、细致地刻画了男主人公亨伯特对于洛丽塔的病态的激情(恋童癖倾向和乱伦行为),同时也经常点染他的自责与无奈——小说开篇就是这样的自白:“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亨伯特清楚地知道:“我一直粗心大意、卑鄙愚蠢。……我对这个可怜的性感少女的欲望竟然这么强烈。”而这强烈的欲望是与“一阵阵的内疚混杂在一起的”。还有:“无论我可以找到什么样的精神慰藉,无论提供给我什么样可以被光映现出的永恒真理,什么也不能使我的洛丽塔忘掉我强行使她遭受的那种罪恶的淫欲”。还有:“在我们反常、下流的同居生活中,我的墨守成规的洛丽塔渐渐清楚地明白:就连最悲惨痛苦的家庭生活也比乱伦的乌七八糟的生活要好。而这种生活结果却是我能给予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最好的东西。”由此可见,“恶魔会对我进行引诱——随后加以阻挠,让我内心深处感到隐约的痛苦。”——在这些内心的痛苦自省中,亨伯特不得不面对“卑劣的自我”,常常发出“我卑鄙无耻,蛮横粗暴”的叹息。这样,《洛丽塔》就没有止于深刻的欲望剖析,而是将欲望与欲望带来的自责之间的痛苦纠缠刻画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作家还将亨伯特的困惑写出了某种典型意味——他还有这样奇特的自我辩护:“大多数渴望跟女孩子保持一种刺激的、发出美妙的呻吟的身体(而不一定是两性)关系的性罪犯,都是一些消极、无害、胆怯和机能不全的陌生人……我们不是性的恶魔!我们并不像大兵那样强奸妇女。我们是一些不快乐的、性情温和、目光哀怨的上流人士,智力非常平衡。可以在成年人面前控制自己的冲动,但只要有机会去抚摸一个性感少女,就准备少活上不少年去达到目的。”于是,亨伯特的痛苦就具有了上流社会男人们相似体验的典型意义。因此,《洛丽塔》就不仅“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化的主题息息相关”,⑩ 而且具有了人性批判的普遍意义。更可悲的是,洛丽塔是一个“幻象”,一个“想象出来的洛丽塔”。事实上,她既性感迷人,又粗俗放肆,而这样的缺憾也具有深广的社会背景:“现代的男女同校教育、青少年的风尚、营火旁的欢宴等已经叫她这样的姑娘不可救药地彻底堕落了。”这个迷人的少女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我是所有雄性动物的朋友。……思想和言行都十分肮脏。”她“把天真和欺诈、妩媚和粗俗、阴沉的愠怒和开朗的欢笑结合到了一起”。而这样一来,一个成年男人的苦苦追求和深深自责就与一个“坏女孩”的粗俗纠结在了一起,并由此呈现出了辛辣的讽刺意味。尽管纳博科夫本人一贯主张:“从一个长远的眼光来看,衡量一部小说的质量如何,最终要看它不能不具备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11) 尽管他在小说创作与欣赏中“讨厌象征与寓意”,强调“《洛丽塔》并不带有道德说教”,(12) 但这并不能抹杀《洛丽塔》天然赋有的丰富人性意义与深刻社会意义(包括显而易见的道德寓意),因为“洛丽塔身上既有一股充满诱惑力的天真劲儿又有一种粗俗放肆的庸俗感,这两者混合在一起正代表着新文化所产生的一种典型的暧昧观念,这种观念很快就会变成反正统文化。……不但《洛丽塔》、《裸露的午餐》(Naked Lunch,1959)、《恰特里夫人的情人》,《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和《南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等许多在美国长期遭到禁止的作品很快就要发表了,而且许多流行文化也纷纷呈现出一种骇人听闻、狂热不安的特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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