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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犹太人与新型希伯来人

收录:2011-12-19  作者:钟志清  来源:网络搜集  点击: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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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许多经历流亡的旧式犹太人眼中,尤其是对于一心想让儿子成为一名举世闻名的学者、成为家族中第二个克劳斯纳教授的父亲来说,“红色教育”实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危险。父亲决定在两害之中取其轻,于是把儿子送入一所宗教学校。他相信,把儿子变成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孩子并不可怕,因为无论如何宗教的末日指日可待,进步很快就可以将其驱除。因此,即使孩子被宗教学校培养成一个小神职人员,也很快就会投身于广阔的世界中。但是,如果儿子接受了“红色教育”,则会一去不返,甚至被送入基布兹。

生长在旧式犹太人家庭,同时又蒙受犹太复国主义新人教育的小主人公,带着那个时代教育思想的烙印。即使在宗教学校,孩子们也学唱拓荒者们唱的歌,就如同“西伯利亚出现了骆驼”。作家写道,“我”在读小学三四年级时便成为富有强烈民族主义热情的孩子,“我一遍遍想象自己在战场上英勇捐躯”,“我总是能够从暂时的死亡中健康而坚实地崛起,沉浸在自我欣赏中,将自己提升为以色列军队的总司令,指挥我的军团在血与火中去解放敌人手中的一切,大流散中成长起来的缺乏阳刚之气、雅各似的可怜虫不敢将这一切夺回”。通过孩子的口吻,小说反映出,普通以色列人对待欧洲难民尤其是大屠杀幸存者的态度,同样也折射出那一时代以色列的霸权话语的影响:“我们”对待“他们”既怜悯,又有某种反感。这些不幸的可怜人,他们宁愿选择坐以待毙等候希特勒的迫害,而不愿在时间允许之际来到此地,这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他们为什么甘像羔羊一般被送去屠宰,却不组织起来奋起反抗呢?要是他们不再用意第绪语大发牢骚就好了,不再向“我们”讲述那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就好了,因为那边所发生的一切对他们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什么荣耀之事。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是面对未来,而不是面对过去。即使“我们”重提过去的话,那么,从《圣经》和哈斯蒙尼时代起,“我们”也肯定有足够的鼓舞人心的希伯来历史,而不需要用令人沮丧的犹太历史去玷污它。犹太历史不过是堆沉重的负担。

否定流亡、否定历史的目的,是为了重建现在,在祖先的故乡建立家园,这,便触及到以色列犹太人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伴随着旧式犹太人的定居与新希伯来人的崛起,尤其是伴随着以色列的建国,众多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踏上流亡之路,阿以双方从此干戈未断。借用美国学者吉姆拉丝·劳赫的观点,以色列犹太人具有深深的负疚感:为在两千年流亡和大屠杀时期听任自己遭受苦难负疚;为即使已失去古代信仰却仍旧回到先祖的土地上负疚;为将穆斯林村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负疚。作为一部史诗性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展示了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从相互尊崇、和平共处到相互仇视、敌对、兵刃相见、冤冤相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出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超级大国等在以色列建国、巴以关系上扮演的不同角色。小说运用形象化的表达,启迪读者联想翩跹。例如小主人公在三岁多的时候,曾经迷失在一家服装店里,长时间困在一间黑漆漆的储藏室中,是一名阿拉伯工友救了他,工友的和蔼,乃至他身上的气味,都让被救的孩子感到亲切与依恋,宛如在父亲身边。另一次,主人公八岁时,到阿拉伯富商希尔瓦尼的庄园做客,遇到一个阿拉伯小姑娘,这小男孩可笑地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自居,试图向小姑娘宣传两个民族睦邻友好的道理,并爬树抡锤展示所谓新希伯来人的风采,结果误伤小姑娘的弟弟,造成后者终生残废。数十年过去,作家仍旧牵挂着这些令他铭心刻骨的阿拉伯人的命运:不知他们是流亡异乡,还是身陷某个破败的难民营。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就这样在挑战着犹太复国主义话语与以色列人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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