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屈骚批评的超越——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想象说”的意义

对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研究，在中国己成为显学。多数人认同的意见是：他发表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首创以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来解读、评价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可视之为中国现代批评的开端；而《人间词话》在重返中国传统词话形式的表象下，给传统的形式和审美趣味注入了新的批评精神，目的是建构一套同时能超越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学批评的新批评理论和思维方法。这两篇文章皆受到批评史论者的极力推崇。笔者以为，相比上述两篇，影响较小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也应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如果说《<红楼梦>评论》以全新的批评视野和方法以及略带偏激的“误读”，力求摆脱传统批评的局限，那么《屈子文学之精神》的批评路数，则是寻求二者的契合交汇之处。这篇文章，实现了西方的批评概念和思维同中国传统批评方法和材料的较好契合。

又，佛雏先生的《王国维诗学研究》及温儒敏先生的《中国现代批评史》，都有专节论述《屈子文学之精神》，并有颇高的评价。然二位皆着眼于王氏自身的理论体系发展和批评模式的演化而视“欧默亚之人生观”为该文的核心概念，就二位先生自身的批评理路而言，这固然是恰当的。但《屈子文学之精神》作为论屈骚之作，将其置于与王氏之前历代评论屈骚的文章的比较之中，另一个概念——“想象”便会凸显其关键的意义。王氏标举“想象”以论屈骚，不仅是他所追求的汇通中西的批评思维的结晶，而且在实际的批评效果上，也超越了前代的屈骚批评而具独见卓识。

一 “想象说”之分析

“想象”一词，曾见于屈子《远游》“思故旧以想象兮”之句。有论者认为这说明了屈子对“想象”这一艺术创作思维方式的自觉，其实，这种说法是可疑的。对“想象”作为创作思维方式的认识，既需历代文学创作经验的累积，更要有强烈的理论意识。显然屈子的时代，尚无这样的可能。明确从理论意义上用“想象”的概念来界说屈骚的，则开始于王国维。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1]中视“想象”为构成屈子文学的两大因素之一。王氏认为屈原是“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其作品是当时的南北文化融合的产物。“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侯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之想象合而为一……”屈原的作品正体现了这样的结合。在他看来，屈子之所以能为“大文学”，“想象”是其中关键。

王氏的论述，细绎之，可有如下的层次：

其一，想象为诗歌之原质。艺术想象其实是文学艺术创造中必需的心理活动机能，是创作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其重要性与特点为许多中外文论家所察觉。陆机《文赋》之“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之“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皆可视作对想象的精彩描述。“想象”同样也受到西方文学理论家推崇。黑格尔说“如果谈到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2]别林斯基指出诗人“必须天生赋有创造性的想象，只有它才构成诗人之所以有别于非诗人的特长。”[3]这些都是将“想象”当作创作的普遍原则而予以重视。王国维正是试图从文学的普遍原则开始，以界说屈原的文学精神。他说南方人想象丰富，“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所以优于北方文学者也”，而“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象之产物也”。想象力之重要，“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屈子正是以“伟大丰富之想象力”才写出“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的“大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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