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里尔克到德里达——郑敏诗学资源的两翼

郑敏是跨越中国现、当代两个时期的重要诗人。同很多诗人一样，她的诗歌写作和诗学观念受到了西方诗学的影响。在写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篇短文里，郑敏谈到：“4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时，我就常常在苦恼时听到召唤。以后经过很多次的文化冲击，他仍然是我心灵接近的一位诗人。”[1] 其实，在郑敏长达60余年的诗学探索中，里尔克仅是她诸多西方资源中的一个。除里尔克之外，郑敏对多恩、华兹华斯、艾略特、庞德、威廉斯、布莱、阿胥伯莱等英美诗人均有很深的研究，并无形中受到他们的影响；而且自1980年代中期以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越来越频繁地进入郑敏的视野，从而成为她后期诗学和文化观念的重要支撑。当然，里尔克对于郑敏而言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他深刻地影响了郑敏早期诗歌的风格乃至她的生命气质，这种影响是深入骨髓的、不可替代的。可以说，在郑敏整个的诗学发展中，早期诗风的形成主要得益于里尔克，后期尽管糅合了众多英美诗人特别是布莱的诗学滋养，但占据其影响核心的则是德里达。里尔克和德里达构成了郑敏诗学资源的两翼，他们清晰地勾划了郑敏诗学的富于启迪意味的嬗变轨迹。

一、里尔克：雕塑品质的生成

1939年郑敏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后转入哲学系攻读西方古典哲学，求学期间曾选修诗人冯至讲授的德语文学课程。这一经历对于郑敏诗歌创作的影响是相当关键的。郑敏后来多次回忆说：“我走的路，其实是受冯至的影响，我跟冯至最接近，他也是先写诗，他也念哲学，念文学。他教我德文，教我念里尔克、歌德。我也是写诗和念哲学……”在当时，冯至翻译的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已经面世（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初版），冯至本人的“轰动一时”的《十四行集》（1942）也已出版。冯至自身的诗歌创作受里尔克的影响很大，有理由相信，接受了冯至言传身教的郑敏是能够深得里尔克诗歌之真义的，在后来的年月中郑敏曾多次解析里尔克的诗作。冯至概括的里尔克诗歌的品质——“他使音乐的变为雕塑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涘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2] P156——恰恰是郑敏从一开始就追求的。她所要做的正是：跟踪自己内心变幻莫测的诗思，通过赋予它静穆凝重的形体，而使之获具一种雕塑般的品格。袁可嘉曾确切地指出：“‘雕像’是理解郑敏诗作的一把钥匙”，“深受德语诗人里尔克的影响，和西方音乐、绘画熏陶的郑敏，善于从客观事物引起沉思，通过生动丰富的形象，展开浮想联翩的画幅，把读者引入深沉的境界”[3] P9。这一论断，确乎点明了一条进入郑敏1940年代诗歌世界的可靠的路径。

正如有论者认为，“在对中国诗人产生影响的过程中，里尔克几乎消蚀了文化传统的异质性，或者说轻巧地跨越了通常难以逾越的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鸿沟……在中国诗人和里尔克之间存在着一种心灵上的默契”[4] P2。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西方文化语境中的里尔克被中国诗人“简化”了，不同诗人之选择里尔克，也会显示出各自诗学的侧重点。譬如对于1940年代的郑敏而言，里尔克给她印象至为深刻，其“咏物诗”对她诗歌创作产生了实质影响。据说里尔克受罗丹的告诫，“像一个画家或雕塑家那样在自然面前工作，顽强地领会和模仿”，意识到艺术家的任务就是把外部现实变成艺术“物”，使其从本身的偶然性、模糊性和时间流变性中解脱出来，因而学会了如何“观察”，并完成了一批“咏物诗”，其中最著名的一首是《豹》。郑敏十分细致地解析了这首诗：

在全诗里读者直接接触到的是对豹所居住的铁栏、豹的眼神、四肢的“紧张的静寂”，眼皮的无声的开闭，“极小的圈中旋转”的动态与“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的静态形成强烈的对比，等等。但那贯穿在这些客观的细节的描绘之中的却是里尔克的主观的意识和情感，这就是对于一个被关闭在铁栏后的充满原始活力的豹，对于这只失去自由的豹的挣扎、痛苦、绝望的无限同情和惋惜[5]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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