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自由与反讽——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另一个转向

反讽人断定，任何事物都不具有固有的性质或实在的本质。由于对于某术语的使用无法超越其所在时代之语言游戏的随机性，他们担心自己进行的是某种错误的语言游戏，担心学到一套错误的语言，从而成为一类错误的人。这种担忧促使他们具有一种彻底的反思精神，并不断地自觉到常规术语的无根基性。为此，形而上学家称反讽人为相对主义者。形而上学家一般认为，人性、人类的本质在于发现事物的本质，而终极语汇（如自然科学语汇）则提供了一幅揭示人类与实在之关系的知识图画，人类有必要、也有义务去建立那种关系，并且实在将告诉我们终极语汇应该是什么样子。因此，形而上学家认为，在外在世界中存在着实在的本质，正有待于我们去发现。相比之下，反讽人不承认有一套解疑去惑的终极语汇，所谓终极语汇并不是满足了人的最后性、最适当性和最优性标准的语言；因为反思并不受制于什么标准，在反讽人看来，任何标准都是在一定背景下约定俗成的东西。他们赞同戴维森的如下见解：我们无力走出我们的语言之外以便同他物作比照；他们也赞同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随机性和历史性的见解。

反讽人和形而上学家在对待学科分类的态度上也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形而上学家按不同学科来划分图书，并认为其做法是与不同的知识对象相一致的；反讽人则按习惯来划分图书，认为划分活动是因人而异的。反讽人对著作家不作分门别类之举；形而上学家则特别强调给他们以各种名分，认为诸如“哲学家”、“诗人”、“小说家”和“科学家”这些称谓是本质于他们的工作的。反讽人强调博览群书，强调去读那些有趣味的著作，而不管它们属于哪一门类，他们无法容忍西方的形而上学识见（偏见）和终极语汇，强调制作甚于发现，标新立异甚于照搬照抄。他们反对陈腔滥调，而崇尚诗意的创获。

在反讽人看来，西方形而上学家的工作导致了两大后果：第一，他们日益迷恋于越来越单纯、稀薄、灵活、油滑且无所不在的习语而难以自拔。第二，他们把哲学探索归之于逻辑争论，专注于诸假定之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了诸语汇之间的比较。反讽人认为，形而上学家进行哲学和其他学术研究活动的典型策略是，抓住两套陈词滥调（或规范语汇）之间的表面矛盾，然后指出其差异所在，并解决那矛盾。这种策略是法官处理棘手案件和神学家解释棘手经文时的惯用手法。相比之下，反讽人认为理论的变迁是一个语汇的新陈代谢过程，被形而上学家视为真理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些陈词滥调。因此，当形而上学家认为，近现代的欧洲人特别擅长于发现事物的实际存在境况的时候，反讽人则认为他们特别擅长于迅速地且不断地重塑其自我形象，他们的方法是重新描述而非推论，即标新立异地、另辟蹊径地重叙对象和事件。

在反讽人看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既是柏拉图－康德的形而上学传统之终结的起点，又是反讽人展示众多重述之可能性的第一个原创性范式或本文。黑格尔的辩证法所揭示的，不仅是一个论辩性的程序，一个统一主体和客体的途径，而且是一种转换主题的技巧。“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辩证法成为推动回忆沿着思辨理解前进的一种智巧（Ingenium）。这种辩证法不是一种方法。黑格尔非常清楚，在任何已知的或原本的意义上，它都不是方法。辩证法不是方法而是智巧，是智巧活动本身的一个名称。”〔11〕这样，在反讽人看来，青年黑格尔对先人的批判不是因为其假定的不真而是因为其语言的乖僻。青年黑格尔通过创造这种新式批判，摆脱了柏拉图－康德的形而上学传统，开辟了一种反讽哲学传统，后来的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和罗蒂等人把那个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他们视自己的成就为对先人的超越而非对真理的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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