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思维是艺术反映现实的专有方式

毛主席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中，明确肯定“诗要用形象思维”，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几千年来人们对于文艺反映生活的自身规律特征的研讨，到此有了明确的科学结论。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教导革命文艺家，要“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这封谈诗的信中，毛主席率先垂范，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一定要按毛主席的要求，“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为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作品而努力。

“四人帮”一伙与林彪、陈伯达一类骗子相勾结，在他们控制的刊物上，武断宣称“所谓形象思维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从一九六六年开始，长达十年中，一直把形象思维作为“文艺黑线”的理论支柱进行批判。然而艺术的规律并不因反革命阴谋家的禁忌而消逝，它过去支配着有史以来的文学艺术的实践，今后也将会无限久远地伴随着文学艺术的历史而流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应该是认真研究每一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掌握并解决每一特殊矛盾。

文艺创作中的形象思维，其矛盾特殊性到底是什么，这是需要认真深入研究的问题。根据许多艺术家的艺术实践经验，可以看到，作为艺术家掌握世界的方式，有其专有特点；特点就在于形象思维。马克思早就指明过，以抽象思维的方式掌握世界，与对于世界的艺术的掌握，两者在方式上是不同的。马克思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马克思接着又带有比较性地强调说明，抽象思维者在思维过程中，其头脑思辨与实在主体的关系是：“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卷第104页）这是我们掌握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区别点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本着这种区分，我们是可以进而把握形象思维的规律特点的。马克思既然指明，抽象思维中人把现实世界，即“实在主体”，通过直观和表象进而加工成概念，这之后，虽然“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一定要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但这时的概念以及推理活动，已经“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同上书，第103页）人就可以把现实事物置诸头脑之外，完全用概念作为“思维具体”了。例如理论家的理论思辨，从“白雪”、“白云”、“白烟”、“白山”的表象中，抽象出“白”的概念，这时在思辨中可以把一切原来供做原料用的白色的具体物象，弃之思维过程之外，而只用“白”这个“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也是多样性的统一”的概念。（同上书，第103页）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抽象思维的“思维具体”，是概念，是直观和表象的抽象加工，“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同上书，第103页）这就是抽象思维掌握世界的“专有的方式”。

从马克思的上述论析中，自然可以得到有关艺术的掌握世界的专有方式的基本回答。就是说，我们要从思维过程中的“思维具体”是什么，“实在主体”处于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还是“实在主体”的具体形象始终也不脱离思维的头脑，来识别和区分思维的类型。

据此我们就可以具体地分析作为艺术的掌握世界的形象思维方式，它与抽象思维相区别的特点。艺术的形象思维的“思维具体”，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现象。当艺术家在生活源泉中，经过观察、体验、研究、分析，把握了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取得了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之后，这些东西就作为具体感性的表象，生动地存在于艺术家的头脑之中。当艺术家进入创作过程之后，他就以头脑中社会生活的具体感性材料，作为艺术思维的具体材料，思维的过程，始终面对生动的现实感性材料，思维的具体成果是打上了作者思想感情烙印的、有如生活本身样式的那种具体形象。鲁迅说：“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七卷，105页）鲁迅讲到他写的关于农民生活的小说，就是因为他能够深入农村，“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他的艺术描绘就是“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而且是“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的“景况”。（《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七卷，632页。）正是因为这样，在形象思维的全过程中，艺术家要加以具象化表现的生活实体，不论是以人物、场景、细节、情采等何种具体状貌出现，都必须是一种进入头脑的“实在主体”。艺术家的形象思维的感受性，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善于调动各种官能，开动机器，敏锐地、充分地极取所要表现的“实在主体”的特征显现，并典型而又生动地再现“实在主体”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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