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

先说第一方面。这里只以五四到抗日战争这一段历史时期为例,简要叙述一下这两者基本一致的发展趋向。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中国时就起步了。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初期,“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都失败了,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7](P1359~1360)。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初期的伟大成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导致了长达10年的内战,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几次“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的曲折和考验,领导和开展了武装革命斗争,胜利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从1937年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同时大力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20多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不断结合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起始到逐步深入、历经曲折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毛泽东后来总结这一段历史,说道：“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7](P1359~1360)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一翼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也沿着上述这个大方向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程。它同样开始于五四时期,同样是从十月革命后学习苏俄起步的,同样也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从开始到发展、深化阶段也是“走俄国人的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最早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李大钊,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从苏俄十月革命胜利中汲取营养,写出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章,给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文学艺术以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准确定位。特别是写于1918年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更是明确提出了文学与政治一样应当“以俄为师”的主张。而从五四开始的文学革命一直到1928年后的“革命文学”之争,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到鲁迅、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等一批左翼作家、理论家,从大量译介苏俄文艺理论到结合中国新文学的创作实际阐述、推广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一直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光辉典范的诞生,无疑也是在“走俄国人的路”。毛泽东曾经对从五四运动、十年内战一直到抗战时期革命的文化和文学艺术运动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6](P658)。还说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文化生力军”以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6](P662)。毫无疑问,这里当然包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那个时期也“有了大的发展”。对于国统区内来说,这种大发展的一个最主要标志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取得了重要进展。我认为,毛泽东的上述评价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属于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一翼和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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