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

一、 一个科学的命题

我们正在进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研究。但是,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批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不科学”[1]。如果这个批评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这个课题的研究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因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属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不能成立,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提法更无从谈起,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批评是难以成立的。

据我所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来自毛泽东。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第7部分谈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民族的历史遗产问题时,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我认为,这里“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简要而明确的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不是随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的,而是有现实的针对性和中国革命紧迫的客观需要。首先,它主要针对当时党内“左”的教条主义倾向,即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是当做教条加以生搬硬套,全然不顾中国的国情和具体实践,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而惨痛的损失。所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当时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客观要求。这个口号的提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客观性,因而有其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其次,毛泽东提出这个命题,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定位在西方或外来的思想传统范围内,虽然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但作为外来的异质文化,如果不能与中国的具体实践、具体特点相结合,不能取得中国的民族形式,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应用和实现,这样才有“中国化”的客观要求。所以毛泽东才会在同一篇报告中提出相对于外来(包括西方)思想、传统的“民族形式”的问题。他说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3](P499)这句话,在我看来,其中包括了“中国化”的内容(中国的具体特点)和形式(民族形式)这两个主要方面和基本要素,因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更加准确而科学的界说。

批评此命题者的理由之一是毛泽东后来放弃了这个提法。确实,毛泽东后来在正式文件中没有再用“中国化”的提法。他的《论新阶段》后改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这段话也有修改,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笔者不敢妄猜毛泽东为何做此修改,但至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放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提法,因为这个提法后来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全党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央讲话时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这实际上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项工作中全面、系统地中国化,比之毛泽东的提法又有推进。这说明7年来的抗日战争实践已经完全证明了毛泽东这个命题的正确性和科学性。而且,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虽然没有改变其基本意思,但在表达上述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含义时,却不如“中国化”来得准确和明晰。之所以在全国解放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做这一修改,肯定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关,特别可能与处理好当时同苏联“老大哥”的关系密切相关(这一点批评者也承认),或者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站得住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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