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文学”的“认识性装置”与“起源”问题

二○○三年,蒋子龙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时,曾把自己的写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很美妙,应该被称为是‘生命之歌’,写的全部是生命的激情和欢乐。第二阶段很沉重,当时已步入中年,作品中充满了沉重的责任感和浓烈的思辨味道。思索人生、社会、众生百态。《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等一系列火药味很浓的作品都是这一阶段的代表。当时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引发一场争论,每一篇小说都带来一场风波,官司缠身。这之后,我开始沉寂,开始思索,一贯追求的锐气、硬朗、外露的风格是否已经限制了思路的开阔?常遵循通过复杂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把握生活、在激烈冲突中状事绘人的模式是否已经成了‘蒋子龙定式’,既局限了自己,又影响了他人?在这中间我写了大量随笔,借此表述对生活的感悟。直到九十年代末,我觉得能够继续保留原有的锐气、贴近生活的创作特点,并能很好地将年龄带来的成熟、多年阅历积累出来的生活经验融入作品中,才拿起笔。”[1]和很多新时期的作家相似,蒋子龙的写作从“文革”开始,在新时期确立自己的位置,在八十年代后期面临着一次转型。这三个阶段既有着前后相继的连续性,也包含着断裂的发展;但如果我们对这三个阶段作详细的考察,新时期的阶段,也就是蒋子龙所说的“沉重的阶段”仍是三个阶段的一个中心。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第七期《人民文学》的《乔厂长上任记》奠定了蒋子龙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因此可以说这篇作品又是三个阶段中心中的中心,对这篇作品的细致考察,有助于我们对蒋子龙这一代人的写作进行更清醒的理解。他们在“文革”时的写作对当时的文学格局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其奠定的基础却成为了他们进入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后他们在新时期的一系列写作则迅速地改变了当代文学的格局和面貌,这些作品参与了新时期历史与文学成规的建构,同时也对一代人的命运产生了影响。随着新时期历史面貌的变化,这些文学成规也不断地被突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至今已有将近三十年的历史,按照作者蒋子龙的说法:“乔厂长构成了我的命运,他影响了我的命运,甚至影响我的家庭、我妻子、我子女的命运,甚至影响其他人的命运。看了‘乔厂长’被撤职的,看了‘乔厂长’没有跳楼的等等。所以这样的作品只有在那个时代能产生出来。”[2]因此对《乔厂长上任记》这篇“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做一个全面的考察,梳理其在历史中的脉络,一方面会使我们重新理解“改革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个时代”做更深入的探究,进而梳理《乔厂长上任记》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日本七八十年代非常著名的文艺批评家柄谷行人在对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进行分析时,有着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3]那么在这种“知识考古学”的意义上讲,“改革文学”所书写的“改革”和“现代化”作为这种“认识性的装置”,其掩盖的“起源”问题,就成为了我们探讨《乔厂长上任记》和“改革文学”的契机和动力,这种探讨也有助于我们揭开“改革文学”作为新时期重要的文学成规,其背后所蕴藏的运行机制。

《乔厂长上任记》文学生产机制的勘查

新时期有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就是作者凭借一篇或者几篇小说就确立了其在文坛的重要作家地位。作者蒋子龙凭借《乔厂长上任记》在这个时期迅速地走红,而一跃成为文坛的重要作家。这一方面与作品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与当时的文坛所设定的文学场域的生产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乔厂长上任记》的写作之前,一九七六年“他在《人民文学》复刊号上发表了他的力作《机电局长的一天》。那时,‘四人帮’还没有倒台,但他没有跟‘四人帮’唱同调,而是写了一位大刀阔斧地兴利除害,同‘四人帮’破坏生产的极‘左’谬论斗争,为中国工业的现代化而奋发努力的机电局长霍大道,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因此受到读者的热烈喝彩”[4]。这篇小说的写作背景正是邓小平复出“整顿”的时期,按照蒋子龙的自述:“人家的文艺作品里主人公都是‘小将’、‘新生力量’,《机电局长的一天》的主角是个‘老干部’;人家文艺作品里的正面人物都是‘魁梧英俊’,《机电局长的一天》里的正面人物却是个‘瘦小枯干的病老头’。”[5]我们看到这篇小说从写作手法上对“三突出”的成规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在内容上也暗合了邓小平对经济秩序的整顿,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转向中,这篇小说又被定性为“为鼓吹右倾翻案风的大毒草”。“于是,‘四人帮’被粉碎后,就存在一个蒋子龙复出的问题。”[6]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派女编辑王扶去天津向蒋子龙约稿,有着一个很重要的意图,就是使蒋子龙复出。“但在一九七九年春天,许多老作家、中年作家复出,纷纷为读者献出了他们的佳作;还有一批新作家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脱颖而出,发表了为文学添彩的佳作。而就在这个时候,不见蒋子龙的名字、声音,没有哪家报刊向他约稿。最先发表他的轰动作品《机电局长的一天》的《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决意改变这一沉闷状况”[7]。在新时期作家“复出”的特定含义是,在“文革”时期受到“四人帮”迫害、压制,在“文革”后重新开始写作。因此蒋子龙“没有跟‘四人帮’唱同调”,而是塑造了“为中国工业的现代化而奋发努力的机电局长霍大道”,这两个条件成为蒋子龙复出的重要原因,它们也构成了新时期格局最重要的特征,这个特征可以用新时期的概念表述为:“拨乱反正”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个背景下,蒋子龙的复出就有了更为明确的含义。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在这样的空间中,社会与国家虽然不像“十七年”那样有着高度的一致,但国家从社会中的撤退也还是有限度的,文学生产机制也与其保持着高度的同一性。

“改革文学”的“认识性装置”与“起源”问题 共有11页,您还有10页没有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