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W.J.T.米切尔的《反抗理论》、保罗·德曼的《对理论的抵制》、T.M.卡维纳的《理论的限度》、J.阿拉克等的《理论的后果》、拉德夫德的《理论状况》、C.玻格斯的《挑战理论》、M.麦奎伦等的《后理论:批评新方向》、T.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一批力作的相继推出，“后理论”逐渐进入人们的视域。有学者把“后理论”与文学理论、理论，并称为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三种不同的形态”［1］；有学者则认为，当前一切读解和所有读者都来到了“理论之后”［2］。很显然， “后理论”不只是前承“理论”的一个时间性概念，它直接指涉着文学理论的一种新的形态或曰新的范式，与“前理论”的诸种形态之间既有同一和延续性的一面，又有差异和断裂化的一面。在“后理论”视域中对当代文学理论的症候与范式转换展开分析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

“后理论”究竟意味着什么?虽说“后理论”之声不绝于耳，不能不说人们的理解又不尽相同。对 “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走向，人们的判断也常常迥然有异。

观点之一认为，“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走向了终结。当年，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英国著名学者戴维·洛奇曾评价说，《理论之后》的问世，任何在20世纪末文化战争的学术前沿参与论争的人都会加以关注［3］。有学者指出，这部颇具冲击力的著作问世，显然是为“理论的终结”或“理论的死亡”之噪音推波助澜［4］。更有人直接宣称，该著作敲响了理论的丧钟［5］。理论真的终结了吗?人们真的不需要理论了吗?显然不是。伊格尔顿就认为，理论不仅不会终结，反而不可或缺，我们永远无法处于“理论之后”，因为如果没有理论，我们就不会有反思的人类生活［6］。卡鲁斯同样指出:“后理论并不是在‘理论之后’、‘理论征服’甚至‘无理论’状况那种肤浅和未必如此的意义上加以理解的。”［7］伊瑟尔也曾提出，我们目前谈论的理论的衰落指的是我们对理论的误读，而不是理论本身过时，因为即使对现在正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而言，如果它想要传递一开始就被概念化了的文化现象，就无法离开理论，这一点毋庸置疑［8］。拉曼·塞尔登同样认为，没有任何文学话语是没有理论的，甚至对文学文本明显的“自发性的”讨论也离不开老一代事实上的、也许不是很自觉的理论化，要想占有一个完全没有理论的空间是根本不可能的［9］。如此看来，并不能把“理论之后”简单地归同于“理论之死”或 “理论终结”。“后理论”时代，我们同样需要“理论”。

观点之二认为，“后理论”实乃“抵制理论”(theresistance of theory)和“反理论”(against theory)的代名词。那么，对理论的“抵制”或“反对”是否就意味着完全与理论绝缘呢?同样不是。在保罗·德曼看来，“抵制”或“反对”不仅不是对理论的纯然弃绝，反而其本身还是理论话语的一种内在构成。也就是说，对理论的抵制或反对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种“症候”或“自反性”表征，它是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特征。德曼认为，无论什么东西都无法克服对于理论的抵制，因为理论本身就是这种抵制。显然，德曼的 “抵制理论”并非在消解或终结理论，相反“文学理论”并没有沉没的危险；它不由自己的兴盛起来，而且愈是受到抵制，它就愈是兴盛，因为它讲说的语言是自我抵制的语言”［10］。与德曼相类似，桑塔格曾提出 “反对阐释”，但她同样不是反对阐释本身，而是反对惟一性的阐释、抽象性的阐释、无视感受力的阐释［11］。她的“新感受力”本身也正是对艺术批评的一种理论化追求。看来，“后理论”并不抗拒“理论”。所谓的“反对”或“抵制”，只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种策略而已，它甚至预示着理论发展新的阶段。理论的活力、理论的演变，恰恰需要这种“抵制”策略。在一定意义上，“后理论”所昭示的“不过是即将到来的理论而已”［12］。

走向“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 共有8页,您还有7页没有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