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诗学的主体论和文化论视角

提起中国当代意识形态诗学和批评，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粗略印象，将它当作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看待，其实，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可以这样概要性地勾勒50年间意识形态诗学的发展历程，即它经历了四个阶段，并相应地具有四种模式：建国初至70年代中期的政治论模式，7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社会论模式，80年代早中期兴起的主体论模式，80年代中后期以来勃兴的文化论模式。这种分期的过分简单是显见的，一是这四个时期并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二是四种诗学和批评模式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相之间有许多交叉复合的部分，三是在同一个时期多种诗学模式可能同时并存。尽管如此，就其主导方面而言，这种分期和分类仍大体符合历史过程和各自特征因而应该基本有效。在《政治论诗学的历史视域》一文中，我已经对政治论和社会论诗学模式和批评的发展概况和内涵进行了描述[1]，本文将对主体论和文化论模式进行回顾性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它们和整个意识形态诗学进行反思和展望，以确定其历史贡献、局限和理论发展前景。

一

当社会论诗学取代政治论诗学在80年代前后驰骋论坛、大擅胜场的时候，主体论诗学也悄然兴起。主体论诗学的兴起有四个相关的前提。一是整个思想界对“文革”非人道状态的反思引发关于人道主义的大讨论，这场延续数年的讨论尽管一波三折，但在许多文化界人士那里，实际已确认了“人是中心、人是根本、人是目的”的人本主义基本原则；二是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大量表现人性、带有人道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出现了淡化对外在社会生活现象客观反映、强化对创作主体内心世界真实表现的作品以及各种仿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现象，对它们的阐释和评价，是社会论诗学面临的一个难题，它既有的观念尽管可以对它们进行某种程度的阐释，但要完满覆盖和准确判断却有力不从心之感。如80年代初期持传统社会论批评观念的学者斥责当时出现的“朦胧诗”太强调个人情绪和自我感受的表达，“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脱离了时代精神”[2]，就是典型的例子。三是对《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主的马克思早期几部著作的重视和探讨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的新解释。四是新时期开始的对西方古典和当代各种人本主义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的译介(尤其是对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译介)，使中国作家和学人有机会了解多种以人为中心和主体的理论体系。在这些前提下，文学理论和批评界开始有人从文学的主体性角度评价和解释新时期许多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感到棘手的文学现象，主体论诗学由此浮出历史地表。

在文学批评领域，主体论诗学最早是围绕“朦胧诗”的争论中由谢冕、孙绍振、徐敬亚几位新潮评论家几篇重要文章表达出来的。“朦胧诗”在精神追求上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表现自我”。在顾城那里，“表现世界的目的，是表现‘我’；只有‘自我’的加入，‘自我’对生命异化的抗争，对世界的改造，才能产生艺术”[3]；而另一个“朦胧诗”代表诗人北岛则明确主张：“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就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4]。在当时的文学语境中，这种见解和艺术追求受到执传统社会历史论创作观和批评观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批评与责难，有人干脆认为朦胧诗是“诗歌创作中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新时期社会主义艺术发展中的一股逆流”[5]。为了从理论与批评上回答对朦胧诗诗学原则的责难，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等先后发表后来被称为“三个崛起”的理论文章，对朦胧诗所体现的新的诗学原则进行阐释和辩护[6]。他们准确地看到，朦胧诗人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劳动的场景。他们和我们50年代的颂歌传统和60年代的战歌传统有所不同，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7]对于社会历史批评居绝对优势地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界，这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新诗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出现了‘自我’，出现了具有现代青年特点的‘自我’”，“80年代的青年诗人说：‘诗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照见自己’，‘诗是诗人心灵的历史’，‘诗人创造的是自己的世界’——这是新的诗歌宣言”[8]，新潮诗人和批评家要确认的原则是：诗是诗人的自我表现，而不是其它的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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